陈少猛
1932年夏秋之交，蒋介石坐镇武汉，亲任总司令，调集了30余万大军，对鄂豫皖苏区军民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使红四方面军仓促迎战，节节被动，未能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这年的10月10日，中共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黄安西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留红二十五军的两个师和地方武装部队就地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转移至外线作战。在敌人重兵追逼之下，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向西转移。就这样，陈少猛随红四方面军于匆忙之中离开了苏区，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和他们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根据地人民，踏上了漫长的西征路。
这时正值晚秋，部队所经地区由于连年旱灾和军阀混战，人民多迁居外逃，田园荒芜，庐舍为墟。部队忍饥耐寒，冒着严霜冷雨，昼夜行进。
艰苦的长途行军，饥饿和严寒的折磨，加上敌军的围追堵截，部队中伤病员日渐增多。许多指战员由于跋山涉水，腿和脚都裂出了一道道血口子，有的已经溃烂化脓，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在这种情况下，陈少猛和其他政治工作干部非常注意抓政治思想工作，确保部队稳定和保持高昂的士气。他们随时召开党、团小组会议，边走边开，鼓动官兵的革命热情。陈少猛带头克服困难，加强团结。他还帮助战士背枪、打草鞋、让干粮。而他自己却经常饿着肚子，勒紧皮带继续前进。
红四方面军自西行转移以来，历时两个月，行程3000里，在远离根据地，缺乏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克服了山川险阻、气候恶劣、物资匮乏等种种困难，突破重围，屡挽危局。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于逆境中取得了歼敌万余人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方面军主力的阴谋，保存了1 5万名骨干力量。不久，这支打不垮、拖不烂的红军队伍又翻过巴山，进入川北，同当地群众一起，再次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严重地威胁着四川大小军阀的统治，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连电四川军阀停止内战，握手言和，共同进攻红军。1933年1月下旬，刘文辉、邓锡候、田颂尧等取得谅解，暂停混战。1月27日，蒋介石任命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1月28日，田颂尧在成都任职，随后就部署对革命根据地的“三路围攻”。由于红军指战员发挥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不顾饥饿、疲劳，不怕艰难险阻，终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
1933年7月7日，蒋介石见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一败涂地，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令其统率四川各派军阀对红军发动新的“围攻”。当时刘湘急于称霸四川，无意派兵进攻红军。红四方面军决心乘四川军阀内战方酣，无瑕北顾之机，主动出击，进一步扩大胜利。
陈少猛此时在红三十军第九十师第二六八团担任政委。在仪南战役中，陈少猛率领第二六八团和当地游击队从阆中北面的老观进发，向据守二龙地区的木门垭、鸡山梁和老君山诸要隘之罗乃琼部和部分民团发起总攻。敌各部依险固守，互相策应，企图阻止红军前进，保住阆中。陈少猛乃令组织突击队，夜间从老君山左侧搭竹梯、攀葛藤，登上北寨门，出其不意，发起猛攻，歼敌400余人。
在营渠战役中，陈少猛率领的红二六八团更是英勇作战，荣立战功。1933年9月29日夜，红二六八团在陈少猛指挥下，以及红九军一部的配合下，于横岭子歼敌500余人，生俘敌第二团团长雍受康。
在宣达战役中，以红三十军之八十八师及陈少猛率领的红九十师二六八团为第一梯队向敌第一师阵地实行中路突破。10月17日拂晓，陈少猛率领二六八团的战士攀越5丈多高的悬崖绝壁，向土地堡西北的险要阵地烟灯寨发起突然攻击，很快突破敌人防线，歼敌1个营。
1933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100万兵力，动用200架飞机，在德、意、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再次电令刘湘对川陕边红军发动新的“围攻”。面对敌人的精心策划的“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紧急动员，准备反“围攻”作战。
政治动员是反“围攻”斗争中的首要问题。1933年12月11日，陈少猛参加了川陕省委在巴中召开的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
1933年11月到1934年9月，历时近11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况最激烈的战役。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在这几次战役中，由于陈少猛作战英勇，指挥得当，特别是在战时政治工作方面成绩显著，1934年10月升任红九军第二十六师政治委员。同年底，他在四川通江与敌激战时英勇牺牲，时年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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