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升
马升幼年时，家贫，在家放牛，砍柴卖。少年时，沉毅有志略，好技击。十五六岁时，力气过人，为家庭生计，开始当背0。花钱买了大刀、弓箭，练武强身。二十岁时，箭法超人。其母要送他入学习“八股”求“功名”，亲戚都愿资助他深造，但马升说:“男儿志在四方，今天下方乱习文不如从武，我将手握大刀长枪纵横九州，怎能效仿书生寻章摘句?”马升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并在师傅指导下，熟读《武经七书》。后入太平营。
1851年初，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朝廷派赛尚阿前往广西督办军务，令从各省征调大军，驰赴广西“会剿”。马升早已听说“长毛”举事，今见“助剿”广西指令，认为报效国家的时机到来，即率家兵随官军开往前线。
1852年春，马升随清将刘长清、李能臣参加围攻永安。他毛遂自荐，潜入“长毛”营垒，刺探军情，立下大功。太平军永安突围后，进军湖南，占道州，连克江华、宁远、亮禾、蓝山、挂阳、郴州等地，击长沙。马升随广西提督向荣尾追太平军，因战功由蓝翎把总升任为领哨千总。1852年至1854年，马升转战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六省。在清军攻克监利、石首、华容、蒲坍、武昌、靳州战役中，均立下战功。1854年，他奉调到四川忠义营。转战湖南的华容、湖北石首、蒲圻、咸宁、武昌、蕲州。
1855年“助剿”襄河，血战沔阳天门仙镇、鄢家岭、杨林沟等地，攻克汉川，斩杀多名太平军将领。
1856年，马升任都司，率部从汉口“追剿”太平军至随州。在洪山，遇杨秀清部悍将号称“万人敌”的赵公弼，马升令部属坚守，待赵部锐气衰竭，突然率众攻到阵前，斩杀赵公弼于万军之中。5月的一天深夜，马升披衣到营边查哨，因连日激战，哨兵疲劳过度均已酣睡。此时，大批太平军精锐偷袭营垒，近在眼前。马升忙燃炮射击，并高声呼道“冲啊!”清军惊醒忙投入战斗，而太平军将士连呼:“中计了，中计了，快撤!”1857年，马升率部克荆门。次年投安徽大营。1859年率部攻克霍山。
1860年，率军解荆州之围。次年，率部解颖州之围。之后，任抚标中军参将。不久，太平军、捻军合股，数万人再次攻颖州，马升令军士撤掉浮桥，断其往来之路，亲率轻骑迂回至太平军后路，焚烧太平军船只40余艘。太平军、捻军军资尽丧，不战自退。马升乘势挥师掩杀，斩获甚多。由蓝翎把总升为山西太原总兵。同治皇帝钦赐花翎，赏“冠勇巴图鲁”称号。
清同治元年（1862），马升奉命堵剿成阳、兴平、酒泉一带回民上层分子军营。陕、甘、宁等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事，其中，以马化龙为首的宁夏金积堡回民起事队伍，向东进击，波及鄂尔多斯、包头、萨拉齐、托克托、清水河等地。
同治三年（1864），马升驰赴宁夏“围剿”马化龙部。
同治四年（1865）冬，马化龙率回民军迫近包头，袭击包头西20里的韩庆坝村，把总卢某被杀。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形势严峻。朝廷调大同总兵马升驻防包头镇。《东华续录·同治三》“回匪由中卫窜至包头，该处商民辐奏，防兵疲乏，又无将领统率，实非所宜，着福兴即凭调总兵马升，转扎包头……”同治五年（1866），马升任太原总兵。
张宗禹西捻军由豫入陕，从宜川翻山至壶口，乘冰渡河，太原总兵马升突袭渡河捻军，斩杀1万余人，西捻余部进入河北保定，从此一蹶不振。不久，马升改调大同总兵，镇守北疆。二月，回镇(大同)练兵。同治皇帝念马升劳苦功高，特颁诏诰授其“振威将军”、“记名提督”。十一月，回民军迂回出击，由草地向包头、归化进发。乌里雅苏台将军德勒克多尔济见军情紧急，赶赴归绥，会同归化城将军裕瑞，筹划包头等处的防务事宜，除将防河保的官兵撤回包头外，又调驻扎大同一间房的官兵到包头交由马升指挥，分布防守。德勒克多尔济还觉得不够稳妥，又调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蒙古兵300名留守包头，调察哈尔步兵400名，马队蒙古兵700名到包协同防守，包头于是成为抵御回民起义军的前沿阵地。
同治六年（1867）三月，陕甘总督左宗棠在黄河沿岸布防，以阻击回民军进击蒙古、陕西，在包头镇内修筑粮台、炮位、兵站，驻扎清兵。但回民军仍由水陆两路经包头到归化、绥远购买马匹、武器等军需物资。清朝朝廷侦知后，急命甘、宁、绥将军严加防守。马升于是派兵在黄河各渡口分段设防，并在包头的北梁上修建东西两座营盘，东营盘驻扎步卒，西营盘驻扎骑兵。十月，为防止回民军利用黄河结冰期袭击包头，马升督率兵勇，严加防范，同时发动包头镇商民协助驻军浚豪筑墙，使包头镇外围有了初具规模的防御土墙。十二月，马政和等回民军首领率部袭击包头镇和昭君坟，大部回民军则结集在十里长滩等处。马升率包头、托克托两路官军分路迎击，回民军向西退去。马升随即驻防包头，并派兵把守中滩、昭君坟等地。
到同治八年（1869）四月，包头镇以西至磴口黄河北岸的回民军踪迹渐无，包头镇的防务压力才得以缓解。
同治七年（1868）十月，马升受命修建包头城垣，先于营盘外筑墙掘堑，是为北城墙。
包头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在镇压回民起义军的过程中，清朝政府认识到包头镇战略地位的重要，《清史稿·兵志》卷一三七说:“山西边界之归化、绥远、包头镇，控扼草地，毗连大青山，南抵杀虎口，西逾缠金，东接得胜口，与蒙古、回部错壤。咸丰军兴以后，官兵四出征讨，边备空虚，寇盗乘机窃发。”为了加强防御，同治九年（1870）马升亲自策马相度地形，协同包头巡检崔际平督修包头城垣，“阖镇商民，率皆踊跃从事……累年积月，费资至逾巨万”（民国《包头市志》），又将北城墙向东西延伸，并依地势南折，同时辟东北、西北、东、西、南5个城门。至同治十二年（1873），包头城垣初具规模，状似龟临黄河饮水。时，所筑包头城垣，城墙全为土筑，高1丈5尺，底基宽2丈，墙顶宽1丈，雉墙高6尺，厚1.5尺。城垣周长7公里，城内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城外还挖了深三尺的护城壕，城墙四角筑有台墩，墩“高与城齐，顶上纵横各三尺，面积九方尺”。
历时三年工程结束。城墙修成后的包头镇军事防御能力显著增强，即使在后来匪患猖獗的时候，城中商户和居民的安全也赖以保障，未曾遭受太大的损失。“逆风已静于邻疆，商贾皆安于肆事，鹅鹤无惊，鸡豚皆息”（《筑包头城碑记》）。
马升在修筑城垣的同时，利用筑城剩余材料，在城内西街兴建西0。东西穿开门洞，阁顶垂檐斗拱，每面4根明柱，内塑观音菩萨和韦陀神像，取护佑黎民之义。西阁之上，还悬挂一把铁戟，长约2丈，重200余斤，戟上刻有“记名简放提督军门镇守山西大同等处地方统辖雁门三关总镇都督府冠勇巴图鲁马”等字样，民间传说是杨家将的兵器，实际上是为表彰马升战功而铸造的纪念物，戟尖对西，以示镇西之意。包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与马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包头镇背山面河，地势北高南低，一到雨季，城北的洪水直接冲击城垣，且屡屡造成洪灾。为防洪灾，马升主持在城北梁上修筑了东西瓦窑沟和东西水栅，在城内修了4个退水口作为排水通道用以引导山洪下泄。建城之初，还在城北预留了一个水口，以引入城外的水源，作为城内部分生产、生活用水。此为包头最早的水利系统工程，为包头城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马升驻防包头期间，集资修建了妙法寺的吕祖殿和大雄宝殿。马升亲题“妙法寺”寺名。史料记载，马升、张树屏等几任驻军官员，一直是妙法禅寺最大的施主。
包头地处塞外，匪患频繁。为保地方安宁，马升不遗余力剿匪。他入驻包头之初，原镇守官员韩纲、萧明与匪勾结，残害百姓，阖镇商民叫苦不迭。马升便假意宴请萧明，席间设伏兵擒住萧明。又召韩纲议事，出其不意将其捕捉。马将二人斩首示众。一时，匪盗敛迹。民间传说马升在率部迎击回民军时被包围，单骑突围，一昼夜行800里而抵黄河，正渡之际，回民军风驰电掣追至。马升自以为必死，乃仰天长叹：“马被马追，马同马死！”其马闻言，自水中腾骧而起，凌空飞度。脱险之后，战马长鸣吐血而死。马升为其具衣冠甲胄葬于西营盘内，并立碑纪念。
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马升因战功显赫，两次蒙皇帝召见，连赐“御食”，褒奖有加，授“巴图鲁”勇号，并赏穿四团黄龙马褂，极尽武臣之荣耀。
光绪四年（1878），马升回任后，奉旨祭告霍山，这是武臣中所罕见的。“丁母忧”（民国《万源县志》）离任。1889年于家中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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