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征夫
二战时期远东抗日有两位典型的安姓英雄：第一位是韩国、朝鲜共同的民族英雄安重根烈士，刺杀了日本驻中国东北最高行政长官伊藤博文；第二位是中国的抗日儒将安征夫烈士把日本俘虏金野博教育感化成了日本八路。世界华人安氏宗亲会会长、家安琰石1993年曾写过《文韬武略一骁将——安征夫》传记书。
这位出征抗日的大丈夫--安征夫，四川苍溪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在苍溪中学、在成都读书时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和编印宣传报刊。1935年初投笔从戎，北上长征去抗日，三过草地，任红四方面军总政部宣传干事、红军大学教员、文化主任。1937年任115师教导大队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后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1938年8月改编为抗大六大队）主任教员、学生队队长、宣传股长、直属队政治处主任。1938年12月任抗大一分校宣传科长、代二大队(团）政委，创办《战旗报》和文工团并任主编和团长，从延安转战抗日最前哨山东。1943年初先后任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团政委、宣传部长、第一(滨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5年山东临沂、诸城对日伪作战中牺牲，时年31岁。安征夫烈士对培养抗日干部和先后建立山东沂蒙山、滨海两个抗日根据地献出了青春与生命。
1914年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一个进步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期，在其大哥安文萃影响下参加苍溪中学地下党活动，其大哥是早年留学日本的孙中山追随者，在川北推行新学的革命教育家，苍溪县中学的创校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安文弗在苍溪中学加入少共，1934年在成都读书时由少共转为中共党员，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和负责编印、宣传地下党报纸，1934年7月被通缉，逃回老家川陕革命根据地苍溪县，参加红四方面军北上长征去抗日，为逃避张国焘破孩地主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改名安问卜，任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宣传部宣传干事。1935年3月参加西渡嘉凌江战役后开始长征，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部宣传干事、红军大学教员，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在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领导下，在长征途中为红军教书习字，培养干部。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宁胜利会师后，安问卜任红军大学庆阳步兵学校教员、文化主任。
1937年8月，安问卜同志随红军大学步兵学校抽出一个团的干部，由团长-、政委陈明的领导下，扩编成115师的教导大队，任政治指导员，随115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破袭日军交通线，开展游击战，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平型关大捷后，115师教导大队扩编为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1937年8月后安问卜先后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主任教员、学生队队长、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宣传股长，跟随八路军总部抗战在晋北晋中前线。在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在-校长、陈明政委率领下，安征夫跟随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抗战在山西前线，一边战斗，一边学习，在战斗和学习中培养我军抗战干部。1938年总部随营军校由山西前线调回延安时，安问卜、欧阳平、张正光三位年轻干部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并教导他们“要当群众的先生，必须当好群众的学生，要当好指挥员，必先当好战斗员，要领导战争，必先在战争中学习”等深入浅出的辩证道理。毛主席很好奇问安问卜的名字怎么这么奇怪，他详细地向毛主席讲述了他在红四军亲身经历了张国焘破孩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惨状，当时为了隐瞒自己是地主出身，而谎言说明自己家庭从小贫寒，父母无钱看病，取了一个很封建很迷信的名字，即一生病就去占卜，求神保佑安康，并隐瞒自己高中文化，说成高小文化。毛主席说：“张国焘破孩青年知识分子，一去不复返了，你这个名字现可改过来了”。安问卜请主席帮他改个名字，主席应声抽了一口烟，转了一个圈，很沉重地说：“你三过草地，内，张国焘要破孩，外，国民党反动派要围追堵截，你真是一个从长征中好不容易才走过来的大丈夫啊，就取名‘征夫’吧”。安问卜从延安回到八路军随营军校驻地洛川后，即改“问卜”为“征夫”，此后他一直使用毛主席为他改的名字——安征夫。
个人事迹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大学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国防大学前身，后简称抗大），1938年8月后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正式公开命名为“抗大”六大队，安征夫担任政治处宣传股长，1938年12月安征夫任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宣传科长，跟随何长工校长、周纯全副校长从延安开赴抗日前线晋东南，完成了抗大一分校的第一次东征。1939年11月至1940年1月安征夫跟随周纯全校长、李培南政委、-副校长率抗大一分校三个大队(团），以“八路军挺进纵队”为代号，从晋东南长途跋涉，开赴抗日最前哨——山东沂蒙山区和滨海地区，完成了抗大一分校的第二次东征。1941年安征夫代抗大一分校二团政委兼党委书记，在沂蒙山区参加了大青山突围战斗，开展声东击西，边战边突围的“反包围”、“反清剿”、“反扫荡”游击战。1942年抗大一分校东征到抗战最前沿阵地——山东滨海地区，先后参加了三次甲子山反顽战斗。
安征夫亲手创办并主编抗大一分校机关报《战旗报》，最早在平型关战役后的山西前线，他在八路军随营军校任宣传股长时创办校刊《锻炼报》，为纪念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改编为抗大六大队，又改名为《火炬》，后成为抗大一分校机关报，为纪念1940年抗大一分校东征到山东，又改名《战旗报》。至今珍藏在国防大学校史馆唯存一份《战旗报》真迹，头版头条就是他为皖南事变连夜赶写的社论《充分准备自己》。这份无论是抗战初期的《锻炼》，还是抗战中期的《火炬》，以及抗战后期的《战旗》，无论是在山西前线，还是延安，无论是晋东南还是山东沂蒙、滨海，自始至终这份抗战的报刊凝聚着安征夫的聪明才智、辛勤劳动和莫大心血。
安征夫在抗大一分校，从延安东征到晋东南后，新手组织创办了抗大文工团，《沂蒙山小调》、《你是灯塔》、《滨海进行曲》等唱红全国的抗战歌曲均是他领导下的抗大文工团创作出来的。
安征夫烈士是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和抗大一分校大家公认的一大抗战才子。老战友们回忆文章说，他抗战文章写得好，抗战校语写得好，抗战会议主持得好，抗战宣传鼓动得好，抗战演讲口才好。无论是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还是抗大一分校，全校性大小-主持司仪都是安征夫，这似乎是惯例。安征夫同志几乎每次在这种场面出现在台上。他总是站在台上，根据-的讲话内容，利用间歇，适时地选用非常恰当的词语，把讲话重点集中起来，举拳领着全场呼出响亮的抗战口号，使全场情绪振奋，使会议显得生动活泼，进而把会议推向高潮。老战友叶尚志回忆录中说：“安征夫同志主持开会是决不可能有人打瞌睡，大家公认只有他有这一手本领，若是换另一个人主持，肯定要比他逊色”。这诚如安征夫老战友欧阳平将军为他所写的传略中说：“这需要很高的政治水平、丰富的宣传工作经验、机敏的头脑和流利的口才方能做到，征夫每次都做得非常出色，给大家印象颇深。”他还经常主持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等-来抗大一分校授课和讲话的-，并得到过毛主席、朱总司令等-的夸奖。
1943年初，安征夫先后任山东滨海军区宣传部部长、滨海第一(滨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在山东军区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黎玉副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的领导下，跟滨海军区陈士榘司令员、符竹庭政委(牺牲后为唐亮政委），同滨海第一军分区梁兴初司令员、刘西元政委、黎有章参谋长谱写在抗战最前沿的滨海战歌。当时整个山东的攻势仍以胶济路东段两侧为重点，滨北军分区正处在胶济路东段，面临着日伪军占据的青岛、胶县、高密、诸城等重要据点。安征夫加强我军在驻地、行军、战地时灵活多变的抗战思想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安征夫还加强对日伪军的政治攻势，山东那时以“红黑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就是在安征夫部长领导下的滨海军区宣传部最先搞起来的。安征夫经常化装带队深入伪军作“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政治政心攻势。开展反日本奴化教育宣教活动，与山东日本反战同盟著名日本干部金野博同志成为亲密战友，在滨海军区开展对日伪军各种方式和类型的反战宣传工作，开展抗日-工作，进行争取伪军起义反正的政治攻势，争取了伪军莫正民起义，又争取了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1300余人反正。诸如此类的大规模伪军起义反正，强有力地破坏了敌人“重点主义”的防御体系。参与指挥过诸日莒胶地区讨伪战役、赣榆战役，还参与过滨海反扫荡战役、临沂战役等著名战役。1945年5月1日，日军突然增兵山东，用3万人的兵力以鲁中、滨海地区为重点，举行全面性“扫荡”，安征夫主任带病同梁兴初司令员、刘西元政委率滨北军分区阻击从胶济铁路而来的日伪军。经过20余天奋战，5月下旬胜利地结束了反“扫荡”，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共消灭敌人5000余人，攻克了3140多个据点。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经过两个月的艰苦作战，又基本上除掉了胶济路东南部日伪军。他们乘胜出击，冒着酷暑，尽夜兼程，进攻敌占区中小城市和交通要塞，攻克了胶济路上的重要兵站——胶县，切断了胶济路东段，直逼青岛。1945年10月在攻打诸城战役中牺牲，年仅31岁，这位风华正茂的抗日儒将安征夫烈士虽然离人民而去了，但他的抗战精神永远活在军民心中，滨海军民在江苏赣榆县抗日山烈士陵园里为他立起了纪念碑，在抗日纪念塔的碑碣上铭刻着3567位烈士英名，其中前第四位就是毛主席为他改的名字—安征夫！
安征夫在抗战时期多次向家写信，叫家里卖地卖牛，向他寄钱，支援抗战。家中土地就这样几乎被卖光。
安征夫烈士遗孀，张侠，原八路军抗大一分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山东莒县区委书记。安征夫烈士牺牲后，其女寄养在山东莒县老百姓家，至今未找到。不满周岁的儿子随母挺进东北，又一直打到海南岛，先后曾任东北局组织干部、蔡畅秘书、第四野43军教育主任、组织科长。1949年张侠曾代表八路军参加亚澳国际妇女代表大会。转业后曾任中山大学人事主任、北京大学组织部长、国家政治系党总支书记、校工会主席。文革时，张侠是北大第一批遭批斗的校党委会成员，其头部被打伤，粉碎-后终于平反昭雪。
根据安石编著出版传记《文韬武略一骁将——安征夫》书缩写,作者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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