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先
庆历年间，鲜于先任黟县县令。上任不久，就有好几张告一个姓汪的状子递到他的公案上。照状中所述，每一条都是国法不容的罪行。鲜于先问县吏及衙役们："我上任不久，就有这么多人来告汪某，汪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官吏及先遣役们都说："汪某是我们县的一个巨富，此人一贯在乡里横行霸道。"大家还七嘴八舌地讲述了汪某侵人田产、霸0女、害人性命、掠人财物的许多罪行。鲜于先非常气愤，说："我一定要依法严惩他！"县吏们都说："那可使不得。以前历任县令中，也有几个想惩治他，但汪某广有金银财宝，每次有什么事，他都出巨金到处打点行赌，结果不但没把他治了，反而被他扳倒了。还是别碰他吧，不然恐怕给自己带来后患。"鲜于先说："朝廷派我们来作地方官，就是要我们为百姓作主。如果对汪某不闻不问，继续让其作恶，那就上对不起朝廷，下对不起百姓。"于是鲜于先详实地调查了汪某的罪行，严厉地处治了这个大恶霸。汪某受惩罚，县里其他坏人也收敛了行为。
鲜于先任绵州通判时，绵州地方官-成风，他们甚至连公家的柴炭、蔬菜、瓜果，都偷偷往家里拿。鲜于先自己一丝一豪也不贪不占，郡中的官员受到感动，也跟着学习，风气大有好转。
在任利州转运判官时，利州有个叫周永懿的官员，仗着和朝中某仅贵有点关系而贪横不法。鲜于先将此人的种种不法行为调查得清清楚楚，然后将其抓起来，押入牢中，将将其罪行详实申奏朝廷。和周永懿有点关系的那个权贵虽想为其开脱，但鲜于先的奏章中将其罪行列得清清楚楚，有凭有证，也就无可奈何。于是鲜于先将周永懿流放到了今湖南南方。
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少地方官员怕得罪王安石，不管自己所治理地区内具体情况如何，一律机械地照搬条方。鲜于先在利州时，老百姓并不要求政府发放青苗钱，鲜于先也不勉强他们。有人想借此打击鲜于先，向王安石打了小报告，说鲜于先为什么不实行青苗法。王安石很生气，专门派人来责问鲜于先为什么不实行青苗法。鲜于先说："青苗之法，老百姓要求办才给与，老百姓不自愿，哪能强迫他们呢？"他的话讲得很有理，王安石也就没再说什么。
新法中有一项助役法，让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报应交纳的助役钱。利州转运使李瑜定40万，鲜于先说：“利州（今广元一带）地瘠民贫，交20万就行了。”李瑜不听，二人争辩无结果。他就把自己的意见报告了朝廷，神宗皇帝认为鲜于先是对的，采纳了他的意见。
鲜于先办事很能干。在作永兴军判官时，万年县令抓了几百人个关在监狱里，却迟迟处理不了，鲜于先接手处理这些案子，几天就处理完了。
元丰二年（1079年），鲜于先被任命为扬州知府。神宗皇帝对他说："扬州是个重要地方，长期以来没有好的知府。现在我亲自选择了你，你要好好治理那里啊！”
鲜于先在扬州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押解回京，路过扬州。因为有人存心要害苏轼，故意把事情渲染得天大海宽，案情是很严重的。苏轼的一些亲戚朋友就害怕了，有的甚至急于表白自己和苏轼没有什么关系，而鲜于先却要去看望苏轼。有人劝他说：“你和苏轼是好朋友，平日往来有不少文字书信之类的东西，最好把它烧了，不然的话，很可能为此而获罪。”鲜于先说："欺君负友的事，我不忍心作。我和苏轼是老朋友，去看他是忠义之事，如果为这事而受处罚，是我甘心情愿的。"他还是冒着受牵连获罪的危险去看望了苏轼。鲜于先刚直不阿，清正廉明，受到朝野人士的一致称赞。苏轼就称赞他为“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司马光也说：“像鲜于先这样贤能的人，不应该让他去地方上做官，而应该让他在朝中起更重要的作用。可是山东一带天灾-非常严重，又需他去治救那里。怎么才能有像鲜于先这样的人才百来个遍布在天下呢？”
鲜于先后来官做到集贤殿修撰，在作陈州知府时，卒于任上。鲜于先善于作诗，常与苏轼、文同、司马光等名贤唱和。他的诗风平淡清新，著有《诗传》《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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