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洋
民国8年(1919），王恩洋游学北京，值“五四”运动高潮，他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一度入法文专修学校学习。同年底，天津学生以外交事故发起爱国群众运动，王恩洋参与并讲演，被捕入狱，在狱中读了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愈觉社会有实行改革的必要。民国9年(1920）4月王恩洋出狱，参加了陈独秀、李大钊倡办的工读互助团，担任了该团的第四组组长。他开始尚可勉强支持，终因社会阻力大，经验不足和人事不协调而解体。经此一番波折，王恩洋对于接受外来思想进行社会改革产生了怀疑，因而决定转向探讨佛学，希望从东方文化中寻找出一条解决社会以至人生问题的途径来。当时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王恩洋听讲之余，专读《成唯识论》并负责管理印度哲学图书室，因而有机会泛览有关佛教瑜伽法相的著述。
民国10年(1921）4月，王恩洋经梁漱溟介绍，前往南京支那内学院结识了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执弟子礼留内学院受业。在欧阳竟无的指导下，他整理并续成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讲稿，写了《佛法真义》论文，校刊了《唯识述记》、《唯识枢要》、《唯识学记》、《唯识了义灯》、《能显慧日中边论》、《仁王般若测疏》、《顺正理论》诸要籍。
民国14年(1925），内学院得梁启超、陈铭枢诸人的赞助，创办了法相大学。王恩洋任大学部主任，编写了《佛学概论》，经内学院刊行后，在当时佛学界起了一定的影响。在南洋西伯里岛经商的华侨黄联科曾来函，略称“本人感到人生的空虚，出入于东西学校而无所得，时萌自杀之念。因读此书而获得解救”云云。此后王恩洋多种著作的刊行和兴学活动，经济上多有赖于黄联科的热情资助。
民国16年(1927），北伐军兴，法相大学驻入部队。王恩洋返南充原籍。在贫病交困中，他研学不辍，通读了《瑜伽师地论》。民国18年(1929），他在集凤场创设龟山书院讲学。吕秋逸函约他返内学院工作，因宿疾辞谢。民国19年(1930），他应成都佛学社邀请，讲《瑜伽·真实品》、《广四缘论》、《八识规矩颂》。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倾慕禅学的黄肃方，黄肃方成为王恩洋事业上的有力支持者。至民国31年(1942）龟山书院的结束期间，授徒、讲学和著述成为王恩洋的日常活动。完成《摄大成论疏》、《论语疏义》、《世间论》、《孟子新疏》、《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经释》、《人生学》、《老子学案》、《王国维先生之思想》、《新理学评论》、《杂集论疏》等。其中《人生学》四篇约28万字。王恩洋糅合儒佛，以佛法为体，以儒学为用，以佛法为究竟，以儒学为过渡的思想体系，毕见于此书，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同年，龟山书院结束。王恩洋应廖泽舟、陈戒予诸人的邀请，赴内江主办东方佛教院。院址设圣水寺。九月间，黄肃方自成都来内江与廖泽舟诸人共议，改东方佛教院为东方文教研究院。民国32年(1943）年，吕秋逸继任院长。王恩洋被推为理事。同年，他应邀到武汉大学(内迁乐山）讲授《佛学概论》、《儒学概论》，历时三个月。民国33年(1944），富顺余次青由于读了王恩洋的著作，同情他发展东方文教事业，商得王恩洋同意，在自流井召开会议，组织董事会募集基金，得到不少人士响应资助。自此东方文教研究院在经济方面得以稍脱困境，出版经费和对研究生的补助也相应地得到解决，开始发行了《文教丛刊》。至民国35年(1946），王恩洋一面主持院务，一面在成都、重庆、自流井、泸州等地讲学。这期间，他的重要著作有：《心经通释》、《清福和尚传》、《实有真空中通了义论》、《孔子学案》、《孟子学案》、《荀子学案》、《新人生哲学》、《人生哲学与佛学》、《金刚经释论》、《因明入正理论释》、《儒学中兴论》等。较之前诸作，渐有佛学重于儒学的倾向，他的以上著作连同前诸作，由东方文教研究院汇集编号总辑为《文教丛书》在内江出版发行。
1951年秋，王恩洋任川北政协顾问。1952年6月，应川北行署文化教育委员会函约，王恩洋写了《佛教概观》一文，连载于《弘化月刊》，并由《弘化月刊》社印成单行本。9月，川北行署撤销，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王恩洋任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及省政协委员。1957年至1960年，他应北京中国佛学院邀请，讲授《佛学概论》。在北京期间，他曾托上海佛学书局将1942年所完成的巨著—《大乘阿昆达摩杂集论疏》复印了200部，作为资料保存。1961年，他因病返回成都，1964年2月5日在成都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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