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
学习经历1907年，张颐在永宁中学求学期间受业师熏陶加入同盟会，后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其间与谢持、熊克武等共组“乙辛学社”，成为同盟会核心。1911年投入四川保路爱国斗争，辛亥革命后在蜀军政府及四川省民政长公署任秘书。
留学经历1913年赴美国入密歇根大学，获文学学士、教育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入英国牛津大学，再获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获得者。1921年赴德国入埃尔朗根大学研究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后赴法国、意大利考察，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工作经历192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6年应陈嘉庚之聘任厦门大学副校长。1929年返回北京大学任哲学系主任。后就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特聘教授，1935年再度赴美考察一年。1936年回国后任四川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937年6月代理校长。1939年任抗日战争时期迁往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返回北京大学任教授。1948年底回川。解放后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及文史馆研究员。1957年返北大任教，指导研究生，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个人作品他对西方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有精深研究，是中国哲学界专门研究西洋古典哲学的先驱，著有《黑氏伦理研究》、《黑格尔与宗教》、《圣路易哲学运动》等。其论著促进了中国哲学界对黑格尔学说的了解和研究。
中国首位牛津博士1913年，川中才子张颐出国留学学习哲学，十年后学成归国时，已是欧美学者眼中的“东方黑格尔”。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写出多篇哲学论著。1936年，一心想报效家乡的张颐回到成都，任职于四川大学。他的到来，使得川大“名流学者荟萃，蔚为大观”。
1887年8月11日，张颐出生在四川叙永县马岭镇一个贫寒农家。幼年的张颐体弱多病，是个爱静的孩子，虽有好几个弟兄姐妹，但他并不喜欢和他们一起嬉戏打闹。从6岁起，他就在父亲的教授下，开始读书，常能过目不忘。父亲稍加解读，也能领会于心。张颐13岁时，疼爱他的父亲去世。其父弥留时，叮嘱张颐的兄长，让他们支持张颐读书，说他很有才气，不能耽误他的前程。
张颐曾参加过一次童试，没有考中，渐渐就有些厌倦科举，而此时张颐的家乡连年歉收，地方上的官僚、土豪却在仗势欺人、0，这使张颐愤恨无比，萌发了学习新学、追求民主自由的志向。但当他去泸州投考川南师范，却没被录取，只好到一个私塾读书。张颐并不满足在私塾里所学的东西，他很想找到机会学习新思想。
参加同盟会1905年，清朝开始废除科举，大兴学堂。此后不久，张颐高兴地到永宁中学读书。这是个新式学堂，学堂里有新校舍，还有很多图书和科学仪器。而杨沧白、向仙乔等大学者，也在该校任教。这里新学之风很盛，教师们很多是同盟会员，都是新思想的倡导者，常常给学生介绍《国粹学报》、《革命军》、《民报》等革命书刊，并讲解国内形势，也鼓励学生出国留学。张颐入校后，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
1907年，他经杨沧白介绍，与同学杨伯谦、黄隼高、陶子琛、刘吟楚、徐毅甫、姜静甫七人，首批加入同盟会，并结为生死之交，号“永宁七君子”。同年，杨维从日本返回，熊克武、黄方、杨兆蓉、黄复生也到了永宁，与“永宁七君子”一起策划起义。一时间，同盟会员云集，永宁中学也成为当地的革命司令部。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四川各地革命党人策划的起义，都没能成功。张颐只得和几个朋友一起，来到了成都。
1908年，张颐考入四川高等学堂，他的学费，也是靠朋友帮忙筹措的。在成都的日子里，张颐结识了不少同盟会员，也和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组织革命团体。不久后，清政府发布川汉铁路路权和股金归国有的命令，激起四川人民的愤怒，保路运动开始了。此时的革命党人，准备把保路运动逐渐转为革命运动，推翻清朝的统治。张颐和同志们一起印出革命文告，夹保路传单中四处散发，这引起了总督赵尔丰的注意。于是赵尔丰逮捕了张澜等“领头者”，激起成都的老百姓的怒火。
此事一出，张颐等十多个革命者就在四圣祠开会，秘密商议对策。会上张颐提议，成都防备极严，革命力量也很薄弱，必须去外县发动起义，以重庆为中心，才能有所为。众人表示赞同。于是，张颐等人先后离开成都，四处奔走。张颐历尽艰辛，到仁寿、青神、井研、荣县、自贡等处奔走呼号，和当地的同盟会员洽谈，后来来到重庆。
出国留学的动机1911年，重庆宣布起义，成立蜀军政府，张颐任都督府机要秘书，后来又代理炸弹团团长。成渝军政府合并后，张颐来到成都，任民政长公署机要秘书，每天的工作就是写些电文。这样的生活，让张颐感到索然无味，他一心想要出国留学。
东方黑格尔1913年，张颐考取四川省公费出洋留学，终于得偿所愿。同年，张颐在回家乡看望了亲人后搭轮船去了美国，留学密执安大学。他立志留学十年，学有所成后，方才回国。
张颐想，“西方各国，何以富强，除科学发达外，其社会思想必有与中国相异之处”，于是他决定选习哲学。此后，张颐学习了逻辑、哲学史、政治哲学等，1917年初，他毕业转入研究院，得到了学士学位。从此时起至1919年，张颐学业成绩一直很优异，多次受到校长及系主任当众表扬，于是“中国留学生张颐之名大噪”。他曾在1918年春得硕士学位，同年夏天和温莱教授商决，写出研讨黑格尔哲学之伦理、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方面的论文，1919年夏天完成，经考试后，以特优成绩得博士学位。
此时的中国，大批学者已先后返回国内。当时的北京大学曾想邀请张颐回国任教。而张颐在四川的许多故旧，也劝他回国。但此时的张颐正沉浸在哲学研究中，兴趣正浓，并不想急着回国。
1919年9月，张颐转到英国牛津大学继续学业，他以进修生的身份研究黑格尔哲学。当时的牛津大学里，中国学生只有张颐一人，独自在异乡求学，张颐免不了有些孤独。好在他人缘不错，和监修员史密斯教授很要好，教授不仅耐心地给他讲解疑难问题，还很关心他的日常生活。而还有不少教授，也常请他喝茶吃饭，或外出散步。张颐也趁着这些机会，提出自己遇到的学术问题。
但是，四川的留学官费已很久没有寄来了，虽有友人和学校教授们的帮助，张颐的生活还是有些困难。1921年，张颐听说德国的生活费用比较低，于是转学德国埃尔朗埂大学研究班。到达后，张颐就开始努力学习德文，以求更深地研究康德及黑格尔哲学。在这里，他常和各国哲学家一起交流，获益不浅。1923年春，张颐写成《黑氏伦理探究》（英文版），作为毕业论文，送回牛津大学审查，荣获了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他是第一位取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而他又是第二次获得博士学位，这在哲学界是很罕见的事。而张颐在所著的书中对黑格尔哲学作了全面详细的论述：追溯其发展，指陈其特点，阐释其困难，品评其意义，估价其可取处，批判其局限处。为此书作序的史密斯教授曾说：“特别重要的是张颐教授讨论了黑格尔关于家庭及家庭和国家的观点。在这里他以他的批评超过了黑格尔，消除了一般西方思想和制度所根据的偏见……”张颐的这本书很受欧美哲学界的重视，张颐也因此被誉为“东方黑格尔”。
与鲁迅相知相交从1913年留学至1923年，已有十年。虽然张颐认为自己应该回国，但他已生活窘迫得没有路费了，而且还欠了很大一笔留学费用。当时任成都高等师范校长的吴玉章，邀请他回国任该校教务长，并答应代领留学费用再给他汇去。
于是张颐在1923年8月去了法国巴黎，顺便等着钱汇来。在法国，他还常去巴黎大学听法国教授的哲学讲演。1924年，张颐乘船回国。回国后，因四川局势有变，他没去成都。而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争着聘请他任教，张颐于是去北京大学担任哲学教授。
北大的学术气氛一直很浓厚，学生也很勤奋，张颐很是满意。他教的西洋哲学史、教育哲学、黑格尔哲学等课程。选修的学生非常多。但当时教授的薪水每月只能发两成，张颐的生活很是拮据，一些教师纷纷离开。张颐虽不舍，但还是无奈地于1926年9月向北大请假，暂赴厦门大学任教。
一年后，张颐兼任厦大文学院长，不久又被聘为副校长。他在北大时，曾与鲁迅先生同事，到厦大后，又与鲁迅先生同在一起任教，宿舍也挨着，两人过从甚密，经常相互研讨切磋学问，相谈甚欢，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1927年1月，鲁迅离开了厦门大学。
北大任教好友离去，张颐也不想久留，他在1929年回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后来又担任北大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讲座兼哲学系主任，在此期间，他请来了不少知名教授来校任教。张颐在北大任哲学系主任共6年，事务一直很繁忙，但他并未忘记治学。他的《读克洛那、张君劢、瞿菊农、贺麟诸先生黑格尔逝世百年纪念论文》《关于黑格尔哲学回答张君劢先生》《余与张君劢先生讨论黑格尔哲学之经过》《黑格尔与宗教》等论文，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写成。
赴蓉任职川大张颐本就认为，自己生在贫寒的乡下农家，能够赴欧美留学，有所作为，完全得益于四川省公费派遣。他回国后没能回家乡四川，已是心怀歉疚。1936年，张颐碰到了老朋友任鸿隽，当时任鸿隽是四川大学校长，邀请他回四川，张颐很高兴地答应了。
同年，张颐来到成都，在四川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第二年任鸿隽因故辞职，张颐代理校长。此后，张颐多方设法争取教育经费，添置了不少图书设备和教学仪器，并组织学生调查研究、收藏保护四川的文物，使一批珍贵文物得以保存，他还请来外国专家到川大作报告，自己亲任翻译。而众多的名师，也在此期间来到川大，如朱光潜、冯汉骥、徐中舒、向楚等，一时间川大“名流学者荟萃，蔚为大观”。
1938年12月13日，国民党教育部任命程天放为川大校长，并令张颐移交校政。这一决定遭到川大师生的强烈反对。很多人都对张颐被无理撤换的事感到愤慨，他们认为张颐是“学术界先进，洁身自好，人格皎然”，“任职年余，一心校务，众望允孚”。
那些川大的学生，更是干脆罢了课，老师也罢了教，四处发传单支持张颐。这次罢教-的时间竟然长达18日之久。此时的张颐心里很难受，他为了顾全大局，毅然离开了他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四川大学。校内许多知名教授，如朱光潜、魏时珍、董时进、周太玄、林如稷等，也纷纷愤然离职。
张颐交卸川大校长职务后，又与好友朱光潜一起去武汉大学（当时武大在乐山）任教6年，1945年两人又一起返回北京大学。1948年，张颐身体不适，回到成都养病，住在沙河堡文湘果园，紧挨着李吉力人的“菱窠”，两人交往频繁，常常促膝长谈。
新中国成立后，张颐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1955年又被任为四川省政协委员，一年后，他的老朋友吴玉章又来请他“出山”了。当时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写信邀请张颐前去任教，但此时的张颐已年近古稀，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只得婉言谢绝。
不久后，北大校长马寅初及哲学系主任郑昕，又先后邀请张颐去北大，并言明：“不要求上班开课，时间亦不受限制，有暇将过去的旧作整理出来，务使先生之学不致成为绝学。”只让他指导一下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搞一些科研工作。他们的诚意让张颐很是感动，而北大又是他曾工作过的地方，他就是在那里和鲁迅共事，结下深厚友谊。张颐这次有些心动了。1957年，张颐又回到了北大。1969年，83岁的张颐病情加重，于同年6月23日逝世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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