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峰林
1948年，被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的党的“第二条战线”的爱国-进一步高涨。国民党反动派中央为了“安定”后方，大肆镇压进步的青年学生。同年8月19日清晨，南京的“-宪特”突然包围了这个城市的10余所高等院校，由各个院校的“职业学生”带路，按照预先拟定的“黑名单”抓捕所谓的“谍匪”学生。
学生被抓后，著名科学家、时任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吴有训指示有关负责人出面抗议交涉，最终无功而返。为避免被抓的学生在转押途中送到不知名的地方遭遇不测，学校训导处派出工作人员一路护送到南京特种刑事法庭这个地方。此时在国立中央大学训导处工作的邓峰林参与了护送。护送途中，邓峰林目睹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士兵的污秽残忍，并与随意打骂学生的人据理力争。
对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这种野蛮行径，邓峰林十分愤慨。他与几个进步同学一起商议，以“中大贵州同学会”的名义为掩护，采取各种措施营救被捕人员。经他营救的人员有贵阳籍陈鸿坤、易谦和郑亚宇等人。
以“野马社”开展进步活动
1949春，因为南京形势紧张，在疏散还乡的背景下，邓峰林携妻带子返回贵州毕节。在毕节安顿好妻儿后，邓峰林只身一人前往贵阳谋生。在贵阳街头，邓峰林偶遇曾经被自己救助过的郑亚宇，郑此刻为“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的地下工作人员。因为在国立中央大学时期邓峰林和郑亚宇关系密切，相互之间知根知底，郑便于1949年6月发展邓为江汉军区城工部在贵州的地下工作人员。
邓峰林参加“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时，我军已横渡长江，解放了武汉，正向湖南进军，贵州的解放已为期不远。考虑到邓峰林在家乡有较好的社会关系，适宜在毕节开展工作，郑便安排邓峰林先赴毕节了解情况、物色人选、发展组织，以方便下一步工作的开展。
邓峰林到毕节后，他发展了堂弟邓德仁为地下城工人员，“江汉军区城工部毕节小组”正式成立，邓峰林和堂弟邓德仁被任命为正、副组长，之后发展了数十人，并以“野马社”这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名义，代表小组开展活动。邓峰林此刻由原来的邓德定开始改名，同郑亚宇单线联系。
毕节解放前夕，邓峰林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积极而谨慎的发展组织，他先后在伪毕节县政府和在毕节县中工作。他的具体任务是：收集伪毕节专区敌人党、政、军情报；宣传教育群众，安定人心；保护城市，免遭敌人破坏。围绕这些任务，邓峰林为解放毕节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情报工作方面，邓峰林冒着被抓被杀的危险，把搜集到的情报请一个他很信任的学生抄写，通过四处活动，终于掌握了伪县保安队及敌人的粮库情况；敌人所谓的“戡乱救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及其动向；绘制了注有里程、地名的《毕川》和《毕滇》等军事要图(由城工小组的杨延发绘制、谢代源复制）。这给解放、接管毕节，以及入滇、入川的解放大军提供了不少方便。
在宣传、保护城市免遭破坏方面，地下城工小组的邓德仁、萧玉琪等背出毕节县中的油印机，印制传单散发，让惶惶不可终日的人心逐渐安定下来。在保护电台上，邓峰林和邓德仁事先在电台工人、地下城工人员傅作舟的家里商量，在适当的时机将机组仪器拆散隐藏。毕节面临解放的一个黄昏，敌人命令交出电台，被傅作舟等人拒绝并按原计划拆散隐藏。次日凌晨，带着武装人员逃跑的伪专署保安司令万邦贞、伪县长吴延芳等前来敲门，欲冲进门破坏电台并抓捕拒不执行命令的傅作舟等人。此时，邓峰林让邓德仁和傅作舟迅速回避，他独自开门应对，当即被捕。敌人将还来不及隐藏的少数机组仪器破坏后，便带着邓峰林仓惶逃走。路经十字街时，邓峰林借上厕所之机跑进居民小巷。敌人忙于逃命，不敢久为搜查，邓峰林方得脱险。他随即前往大方，与解放军先头部队接上头。
6月29至30日，在毕节试验区杂志社，原地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邱亮向记者讲述了多才多艺、满腹经纶的恩师邓峰林的一些事迹。在毕节临解放的前几天，邓峰林突然精神百倍，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活跃在师生中，不断向大家暗地传送解放军在各地打胜仗的新消息，带领大家晚上写标语、做小旗，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1949年11月28日拂晓，邓峰林率领上百名师生，从毕节中学(现毕节一中）以“野马社”的名义，打出“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毕节”的巨幅横标，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奔向街头，和全城人民一起夹道欢迎亲人的到来。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群情激昂的一片欢呼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47师的全体指战员在威武雄壮的军乐声中，踏着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地开进毕节山城。
以汗水换来无尚的荣誉
谈到丈夫邓峰林，吴逸波老人说得最多的就是他太认真。邓峰林大学期间学的专业是政治，可后来他却在地质环境方面做出极大的成绩，这与他的认真密不可分。在大学里，邓峰林常常在课余时间去听地质方面的课程。平时也喜欢阅读地质环境方面的书籍，一有时间就去野外采集各种矿石样品。在省地矿局工作期间，邓峰林经常几个月不回家，常年工作于野外，家里的事情基本上丢给吴逸波。60多岁了还坚持去野外考察调研。邓沙陵说：“我家兄妹几个都以爸爸为骄傲，为了工作，他没有多少时间管教我们，但是他拼命工作的这种精神对我们几兄妹乃至他的孙子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他的孙子中有三个博士研究生、两个硕士研究生和两个本科大学生。”
1949年，还在弘毅中学教书的邓峰林总是在周末去毕节何官屯、天生桥和阴关屯等地方寻找矿石样品。一次，一个学生问道：“邓老师，您找这些石头有什么用？”邓峰林说这些是好东西，宝贵得很。正因为邓峰林对矿石和地质付出如此多的心血，原本学政治专业的他在日后的地质、环境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据邱亮介绍，邓峰林的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整个屋子摆放的都是矿石样品。毕节解放后，邓峰林被安排在毕节中学任教。1953年调省工业厅地勘队担任技术员工作，为贵州早期工业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其后曾蒙受不白之冤。但他仍自强不息，坚持在野外第一线工作。1962年调省区域地质大队任古生物鉴定组组长。1964年党和政府为邓峰林彻底平反，并恢复了名誉，从而更加焕发了他为地质事业献身的精神。1965年4月调贵州地质局实验室任鉴定组组长。1978年6月至1981年4月担任实验室副主任工程师，主管鉴定选冶工作。七十年代，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问题愈来愈突出。邓峰林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不失时机地开展环境地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探索和研究。邓峰林在这方面的起步，在省内是比较早的，其成绩也是众所周知的。
从1969年到1984年间，邓峰林提出并进行过多项重大科研项目。撰写了数篇论文。其中《贵州织金磷矿稀土的发现及其物质成分研究》获1978年省科学大会奖；《贵州环境地质与环境保护区划和环境危害元素的分布》获1980年省科技成果奖，被地质部推荐评选入国家科技管理成果；《梵净山地质和地球化学背景值的考察研究报告》获省1983年科技成果二等奖和国家环保局科技成果二等奖；在《贵州泥盆—石炭系间动物群的发现研究》一文中提出建立“者王组”。邓峰林对从磷矿中提碘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试验，他先后出席北京全国铁矿会议和昆明第五届国际磷矿会议等重要学术会议，在有关会议上进行了学术交流。
由于邓峰林出色的工作，他被选为贵州省科协常委、学会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省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1978年至1986年，邓峰林当选为省第五、六届人大代表，为“兴黔富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1984年，邓峰林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年，年过花甲的邓峰林，他不顾自己已年迈体衰，为了开发梵净山，他多次和年轻人们一道，在悬崖峭壁、荆棘丛生的野外攀援。在一次野外采样中，邓峰林不幸跌岩致严重伤残。住院期间，邓峰林才真正有时间和家人相聚，看着为照顾家庭付出诸多精力而心力憔悴的老伴，邓峰林反过来安慰吴逸波说没关系，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天妒英才啊！治疗5个月后邓峰林又出现鼻炎癌，后转移成肺癌，于1988年8月20日不幸逝世，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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