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光鉴
乔光鉴生于1908年10月24日。其父乔远亨，早年留学日本，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是贵州有名的进步学者。乔光鉴生长在这样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里，他父亲的民主革命思想，对他参加革命起着重大的影响。
乔光鉴的少年时代是在镇远小学和高等小学堂度过的。1920年，他随父到遵义，就读遵义中学，而后考入贵阳中学高中部。
1926年夏末，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北京大学的优良学风和革命传统，为他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乔光鉴来到北大，亲眼看到了北洋军阀反动政府对爱国-的残暴镇压，特别是1927年4月，李大钊、范鸿劫、张挹兰等20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惨遭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杀害，使乔光鉴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实践斗争也使他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深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1年前后，乔光鉴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怒了全国各族人民，同时也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出兵抗日，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乔光鉴与北大党员和爱国师生―起，发动组织了“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南下-团”，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南下-宣言》。乔光鉴随团到南京国民党政府-，遭到敌人逮捕，他和同学关押在孝陵卫警卫团。
在狱中，乔光鉴和同学们歌声不断，坚持斗争。为了拒绝反动政府要他们把“-团”改为“-团”的无理要求，抗议反动政府的血腥暴行，乔光鉴和同学们决定开展集体-斗争。在北大南下-团的影响和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12月7日，北平2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又组织了数千人南下-，把抗日-推向了新0。
1932年1月，乔光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附设平民夜校任校务主任，兼任北平私立大同、文治、精业等校教员，他还担任《北平华报》副刊，随后打人国民党陆军八十五师任特党部干事。1934年春，中共北平市委0了叛徒，乔光鉴和许多同志遭到逮捕，被押往南京，然后转押到武昌模范监狱。
乔光鉴被捕后，党组织和他的亲属四处活动，设法营救。1935年春，乔光鉴获释出狱，回到北平。华北事变后，北平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乔光鉴积极投人了这一运动。根据党的决定，为了把青年学生的-和工农群众斗争结合起来，1936年2月，在北师大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乔光鉴参加“民先”总部工作。不久，乔光鉴随“民先”总部搬迁武汉。乔光鉴在武汉培文女子中学任教，他以教书为掩护，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和《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他深入工厂，走向社会，宣传募捐，日夜奔忙，为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竭尽全力。他的这些活动被岳父知道后，老人郑重其事地问他：“光鉴，你是共产党吧?”他笑着回答：“你看我像不像?”老人有些不快，沉着脸说：“教书就教书，不要去搞那些事，搞不好要被杀头的。”他坚定地回答说：“我所做的，不是大家也都在做吗?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难道爱国还有罪?只要有血性的中国人，就不能容忍鬼子们来瓜分中国。”他说服了老人，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抗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式汉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乔光鉴奉命返回贵州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9月，乔光鉴来到贵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通过北大校友、贵州省教育厅长张志韩的关系，出任湄潭中学校长。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后，他找到省工委交通员高言志同志，及时与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同志接上党的组织关系。从此，由省工委直接领导他的工作。
乔光鉴到湄中，第一步就是选聘合格的教师，通过省工委做工作，介绍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教师到湄中任教。第二步就是解除不称职的教职员，为下一步的学运扫清障碍。他聘请王启凤、王启澍、顾光中、顾诗灵、严林心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担任教师。乔光鉴依靠他们去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寒假，他们发动学生，组织寒假宣传团，以学生住地划分小组，每逢场期，就到圩场上去进行宣传。学校按期寄发宣传资料，使抗日宣传推向全县。
在抗日宣传活动中，师生中涌现了一批骨干。1938年春，乔光鉴认为湄中成立“民先”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召集教师顾诗灵、严林心、张人均和学生周成极、廖清廉、黄培纪、冯开显、刘其华、王素娟等lO余人开会，正式成立了湄中“民先队”，很快发展到40余人。他任命周成极为大队长。此间，还成立了“中国新文学研究会湄潭分会”，并以“民先”队员为骨干。在学校建立了许多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广泛开展活动。如“读书会”负责指导学生阅读《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群众》、《解放》等革命进步书刊。组织学生学习《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和鲁迅著作；举办时事、学术报告会、座谈会；出壁报、画报、黑板报；每逢场期上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个游击队员》等文艺节目；进行军事训练，学习军事技术，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作好准备；组织群众为前方抗日将士募捐寒衣、药物、写慰问信；在乔光鉴的指导下，湄中成立了“抗日学生救国团”，以周成极、王素娟为正副团长。学生救国团积极深人农村、城镇去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把湄潭县的抗日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1938年暑假，乔光鉴与顾诗灵组织40多名“民先”骨干参加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后定名为“飞鹰步行团”。他们从湄潭出发，每天以60华里的速度，徒步经遵义到贵阳，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团员们不顾旅途疲劳，坚持为群众演出。
在贵阳期间，乔光鉴带领“飞鹰步行团”与贵阳“民先”、沙驼业余话剧社、筑光音乐会等群众团体联欢，开座谈会，交流开展救亡宣传活动的经验，互相鼓励。“飞鹰步行团”还到大十字、小十字、铜像台、省府路等闹市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湄中的这些抗日宣传活动，大大活跃了贵州的抗日气氛，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与同情。然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安。一些顽固派联名上告乔光鉴“0青年”，不该向青年学生介绍阅读-《列宁主义》和禁刊《十月》等书刊；乔光鉴组织的“步行团”等抗日宣传活动犯有“不可饶恕”的“越轨”行为。国民党贵州省政府立即罢免了乔光鉴的湄中校长职务。
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破孩，并没有使乔光鉴胆怯，反而更激起了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仇恨，更激起了他的抗日救国的热情。他想去革命圣地延安，但因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严密-，未能成行，只好前往广西桂林。在这里，他遇见了北京大学校友千家驹，经千家驹介绍，乔光鉴到广西政治干部学校任教导员。1938年11月，乔光鉴携眷回到家乡镇远，在大菜园乔家祠堂闲居。不久，铜仁国立三中校长周邦道得知乔光鉴办学有方，便请他出任教员。此间他认识了公民课教员邵达，他们志同道合。便一起积极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组织了“读书会”，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料，又被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下令解聘。
1939年春，乔光鉴应贵州省立镇远师范学校校长冯吉扬之聘，担任该校国文教员。他不改初衷，继续团结进步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多次与冯吉扬校长亲自登台演剧，组织学生演出抗日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演唱抗日歌曲。不久，邵达调来镇师任训育主任，乔光鉴与邵达并肩战斗，与镇远师范的中共地下党支部的同志暗中配合。
国民党镇远当局为了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出特务分子四处监视镇远进步师生。地下党的秘密集中点(周公馆)和镇远师范学生宿舍曾遭特务多次搜查，部分“读书会”和“民先”队员也被特务多次传讯和审问。
中共镇远地下党支部书记田伯萍同志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向中共贵州省工委秦天真同志作汇报。省工委指示镇远的党员和青年骨干逐步转移和隐蔽疏散。同时派联络员高言志同志专程赴镇远大菜园与乔光鉴会面，指示乔转移。不久，镇远地下组织遭破坏，党的负责人被逮捕，许多青年遭传讯被押，一部分党员和进步骨干纷纷撤离镇远。此时，镇师校长冯吉扬被省教育厅以“与共党联系”的罪名，撤去校长职务，乔光鉴也被解聘。
1940年初，乔光鉴再次到铜仁国立三中任教，化名盂渊。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乔光鉴没有直接进入学生的宣传活动，而是积极去团结那些上层人士，特别作好周邦道校长的工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同志和自己，才能给爱国-提供活动的机会。不料，校长周邦道也被撤职。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又闻乔光鉴在铜仁三中，即派镇远专署视察杨西横赴铜仁调查乔光鉴的活动情况。8月24日，省教育厅密电：“密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四渝(三)字7397号，……电国立铜仁第三中学注意中共分子乔光鉴行动……并饬省立镇远师范学校将训育主任邵达免职……严密注意邵达活动行止……”随后，乔光鉴从上层人士中得知军统骨干刘伯龙要率部视察铜仁，扬言发现了铜仁三中的共党组织名单。12月上旬，刘伯龙抵达铜仁，并派出特务四处监视、跟踪追捕“共党嫌疑”，先后逮捕和杀害了一些进步师生。乔光鉴在大逮捕前悄然离开铜仁，到了长沙，随后又返回镇远，应杨西横之聘，担任青溪中学教导主任。
当时，青溪中学刚创办不久，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又没有校长。他上任后，首先狠抓学生的学习，与学生建立友谊，常常进行家访，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然后，他挑选了一部分成绩好、爱好广泛的学生组成宣传队，到青浪、羊坪、竹坪等乡镇开展宣传抗日救国、抗战募捐活动。不久又被电令解聘。以后在安龙县府任秘书、兴仁县中学任校长，均被贵州省国民党党部电令解聘。
乔光鉴被解聘后，利用他父亲乔运亨是贵州省参议员、知名人士的身份和关系，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通上层，国民党镇远行政督察专员徐实圃出面，聘乔光鉴任镇远专署科长、视察。随后。贵州省民政厅长谭克敏保荐他任民政厅秘书、科长。1948年6月，乔光鉴与谭克敏一起营救了地下党员张清瑶出狱。
1948年8月，乔光鉴出任国民党关岭县县长。乔光鉴利用县长职务之便，支持和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为便于由中原突围出来后被敌人“管训”的邱崇杰进一步开展活动，乔有意放松对他的“管训”。起用参加过昆明“一二・一”-的甘泉(又名甘雨霖)，进步青年王由植和参加反蒋活动的进步青年王良佐、黄福英等人分别任教育科长、乡长、边防大队长等职，使他们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反蒋活动。
我地下工作人员甘泉当了沙营乡长后，乔光鉴还批给他们两箱手榴弹和11支步枪。甘泉以乡长职务为掩护，在沙营组织了一支武装。这支武装于1949年3月参加了“郎岱-”，成为游击队的重要力量之一。
1949年3月，贵州地下党领导的“郎岱-”失败后，国民党贵州省政府通缉这次-的领导人，命令郎岱、关岭两县政府将参与-人员缉拿归案。郎岱县长钱文蔚积极执行省政府指令，并电函关岭县政府大力协助。乔光鉴接省政府指令后，以追捕为名，带着县保警队到沙营乡政府后，只身去甘泉等人家中，通知他们赶紧躲避。接着又到永宁镇，找到被国民党通缉为“攻打郎岱县城的土匪头子”的聂吉甫(聂未参加郎岱-，但当时在关岭组织反蒋武装)，将省政府的通缉令告知聂，叫他躲避一下。然后，乔光鉴回电省主席谷正伦：“通缉人员在逃，正在追捕中。”使关岭的反蒋武装免遭一场大难。
王由植当了教育科长后，与聂吉甫等积极组织反蒋武装。一次特务找乔光鉴了解王由植的情况，乔花了50块大洋买通了特务，掩护了王由植。聂吉甫、王由植等组织起来的反蒋武装后来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三支队盘北游击队第六、七、八支队。”聂吉甫、王由植、杨天擎分别为六、七、八支队支队长，岳崇杰是三个支队的组建人之一。 1949年2月，国民党为了收买人心，提出了“清田均赋”、“二五减租”，乔光鉴识破了这是国民党哄骗人民的一贯伎俩，为了打击地主豪绅、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他采取了假戏真做的办法。召集全县的区、乡长开会，要他们非执行不可，否则将予严惩。然后，他亲率一批政府属员下去督促检查，逐乡逐保清查田产，核实田赋，对大粮户课以重税。有些历来不纳地租田税的大粮户，也不得不交纳赋税。通过“二五减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乔光鉴的作法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乔光鉴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艰苦一生，为了配合贵州的解放，积极从事准备工作。可是他的活动被军统特务韩文祥、韩书陈密报。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以“来省述职”为由，诱骗乔光鉴赴贵阳。乔光鉴赶到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后，谷正伦以“身为县长，组织-，响应共党”的罪名，将其撤职逮捕，关进了贵阳保安司令部监狱，而后押人秘密监狱――文昌阁。
在狱中，乔光鉴与同志们一起，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同敌人作顽强的斗争，决不向敌人低头。一天，敌人提审乔光鉴，乔光鉴不畏-，拒绝承认革命活动情况，并据理驳斥特务头子何锦书，何恼羞成怒，急叫李卓然到审讯室与乔光鉴对质。乔光鉴这才知道是被判徒李卓然出卖。回到狱中，乔光鉴立即将李卓然叛变一事告诉了他的学生广仲伦，广立即将此事通知了其他难友。
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1949年10月的一天，难友们获知新中国诞生了，个个高兴得热泪盈眶。“放风”时，大家又唱又跳，乐不可支。回到牢房，大家又隔着墙壁互相拉歌，表演节目。乔光鉴为庆祝胜利，高兴地唱了一曲“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此后，敌人缩短了“放风”时间，加派了双岗，看守更严厉了。种种迹象表明，最严峻的时刻即将到来。乔光鉴对同志们说：“只要全中国获得解放，牺牲自己是值得的。”并要求同志们做好思想准备。
1949年11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贵阳之际，敌人一面准备向黔西南逃跑，一面象疯狗一样，临近死亡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开始向革命者下毒手了。11月11日，被关押在文昌阁的难友被强行押上囚车，随敌军撤退。乔光鉴戴着脚镣手铐，也被押上了囚车。敌人从贵阳逃到晴隆，又逃往西部重镇盘县。11月14日，当解放军即将进驻贵阳时，谷正伦下令解决“政治要犯”。这天清晨，乔光鉴在七八个保警兵的押解下，走出南极观古庙，他意识到刽子手即将下毒手，他稍整衣冠，正当取下手表请难友转交给他妻子的时候，保警兵用枪托将他一阵毒打。接着，年仅41岁的中共优秀党员乔光鉴牺牲在国民党谷正伦的屠刀之下。
下一名人：李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