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图南
楚图南自幼母亲早逝，父亲在外工作，依附亲友生活。1916年考入昆明联合中学，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的前身）史地系，其间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先驱李大钊，在其影响下，楚图南开始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参加组织“劳动文化社”，主编出版《劳动文化周刊》。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昆明，在省立一中任教，在任教的3年中，与艾思奇、张天虚、李秋白、李国柱等许多进步学生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1925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李大钊同志的要求下，他远赴东北工作，在哈尔滨、长春、吉林等地中学任教，并积极协助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1926年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楚图南到上海参加文化教育界抗日活动，被暨南大学聘为史地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楚图南南下昆明，先后在云大附中和云南大学任教。在云南大学任教期间，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从事-、文化运动和青年运动。
1937年11月他接受云大附中杨春洲主任（校长）之聘到云大附中执教，与他一起任教的还有冯素陶、马鹤龄、杨一波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向学生宣传进步文化和思想，帮助青年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引导不少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0年他为云大附中写的校歌《山国的儿女们》鼓舞青年学生走上了抗日前线，这首歌一直传唱到今天。由于楚图南等的影响，云大附中这所成立不久的学校成为昆明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一时名声大震。
1938年经杨春洲主任（校长）举荐，熊庆来校长聘请他到云南大学教书，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文史系主任，1942年又兼任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研究员。在云南大学，他讲授过“文学概论”、“史记”、“文选及习作”等课程，深受学生的喜爱。与他一起在云大文史系任教的还有胡小石、姜亮夫、费孝通、徐嘉瑞、方国瑜、刘尧民等一批知名学者，对云南大学影响深远。
1943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当选为云南民盟省支部主委，1945年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在云南大学任教9年里，他一直以教授身份作掩护，广泛接触青年学生，介绍进步书刊，组织读书会以及社会调查，并与中共南方局派到云南大学工作的华岗、周新民等地下党员以及闻一多等民主人士紧密配合，团结西南联大的进步教师，在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中开展抗日-，被云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推选为会长。他在《云南日报》、《文化岗位》等十多种报刊上先后发表时事救亡言论，以及文化、教育、文艺评论、译著、人物述评等方面的杂文30多篇，《铁塔之什》、《艺术与艺术家》、《聂耳何以是伟大的》、《抗战文学的现实主义与云南文艺》、《鲁迅在学术上的新精神》等文章是楚图南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文章中鲜明的政治观点，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昆明各界爱国进步人士。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后，8月中旬楚图南被迫离开昆明，到上海法学院任教授，并参加民盟总部在上海的工作。
1949年2月，楚图南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新中国建立后，楚图南先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文教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五届中央代主席、名誉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楚图南对云南大学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心始终牵挂着云大。1955年在他担任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期间，利用出访欧洲的机会，联系了建国前夕到法国定居的前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经多方面的努力，1957年终于促成了熊庆来校长回国，满足了老校长思念家乡，报效祖国的愿望。他多次为云南大学题词，“云大附中”校牌、东陆园“云南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都留下了他的真迹。
楚图南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严谨治学并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学者。他自192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以来，先后出版小说《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散文《悲剧及其他》、《刁斗集》、《荷戈集》、《枫叶集》等著作，翻译了美国惠特曼诗选《草叶集选》、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选《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幸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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