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城，烩面取得了上天的授权，成为餐饮舞台上长袖善舞的头牌，陕西牛肉拉面、山西刀削面、四川凉面等名吃也只能屈居配角、打打下手，至于担担面、油泼面、热干面等顶多算是跑龙套的主儿——没走上两个回合，没等到混个脸熟，就紧急风一响，嘣噔呛直奔下场门儿了。
烩面并非方城的土生子，在方城大致也就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因此，说方城烩面被改革开放的追光照亮也不为过。
大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潘河桥的西头，率先出现了烩面馆。不久，全县各地到处开花。我至今记得早些年吃烩面的情景和体验：从一个倍儿破倍儿小的门脸里飘出酽厚的香味，勾引着不争气的肚肠，便忍不着要去吃上一碗。
烩面馆真牛！走进馆内，并没有男女招待为你倒水抹桌，你爱来不来；来了就得先交钱，一毛五一两，你爱吃不吃；桌凳一字排开，七扭八晃，你爱坐不坐；桌子上的油腻足有铜板厚，筷子掉上去，闷下头也很难掰起来，掰起来后便弄两手油，你爱擦不擦。
馆内到处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三辈子没吃过饭似地专等烩面出锅。
更有几位，全没有绅士淑女风度，围在烩面锅前伸长脖子往锅里看，仿佛锅里正上演着哪吒闹海的大戏。出锅入碗后，大师傅用大马勺敲着锅沿儿喊道：“三两端了”、“四两端了”。“三两”和“四两”们像得了荆州，屁颠屁颠地奔自己那份儿去了。
有位爷傻傻等了半天却发现这锅根本没有自己的份，便有些怨言。大师傅嘬着牙花子，像看三孙子似地斜了他一眼，嘴里蹦出三个字“下锅有”，那位便得了大赦般咧着嘴笑。
好不容易轮到我自己，却不立即下口，对着烩面碗浮想联翩：这碗真海，大得像婴孩的洗澡盆或邻家二伯的养鱼缸；这面真壮，不知道长着樱桃小口的姑娘们该如何下咽。
看看四周，人人狼吞虎咽，吃得热汗直流，满头生烟。旁边的那位，更是吃红了眼，一会儿噗噜噗噜，一会儿吱溜吱溜，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让人看着揪心。一碗烩面见底后，抹抹大嘴，拍拍肚子，饱嗝响得像打鸟枪，豪壮得能立马上山打虎。
后来，南北居中的地理位置、甘甜的潘河水、丰厚的文化底蕴、热情好客的乡亲、淳朴厚道的乡风为方城烩面提供了天然的发育土壤和独有的发展空间。
烩面从概念上给方城饮食赋予了全新的生命特征和浓郁的地域文化风情，使方城饮食男女在苞谷糁子、面条子之外吃出了自己的核心品牌。
烩面已融入方城人的情感，成为方城人的一个情结，既牵肠挂肚，又寄托情怀。
当然，现在的方城烩面已不同于当初，各烩面馆的环境质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烩面作为一种大众饮食的本质却一直没有改变。
谁都喜欢吃，有车的开着车来，没车的步行而来。谁都吃得起，有钱的吃额外加肉的，没钱的吃一块五一两的。谁吃都合适，西装革履衣袂飘香的可以吃，刚放下拉煤板车一身臭汗的也可以吃；作资雄厚的时尚靓妹可以吃，绑着小脚的老外婆也可以吃。
如果有闲，你可以去长江烩面馆、理想烩面馆、潘河桥西头几个烩面馆感受一下。
里面坐满了不同类型的人，烩面吃喝之风劲吹。在烩面馆的外面，这些人可能是徐志摩、是林徽因，在烩面馆的里面，这些人可能就是鲁智深、是孙二娘；那种豪放、那种惬意、那种自得，率性地写在脸上。
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多高嗓门就多高嗓门，既不怕别人偷听，也不怕不小心听到了别人的闲话。随随便便，无拘无束，大人叫小孩闹的，不像是吃饭，倒像是俺村里开群众大会。
其实，吃烩面要的就是这种噪杂喧闹、嘻嘻哈哈的环境，要的就是这种醉心世俗、不分你我的气氛，要的就是这种大家同乐、安居乐业的情调。所有这一切就是烩面的另一道佐料。有了这道佐料，不管你是心累还是身累，吃后都会有一种妥贴疏朗的感觉。
如果在精巧雅致的亭阁里，小风吹着，小雨飘着，小弦弹着，小曲唱着，有一位林黛玉或石评梅陪着，这时候，你再来两海碗烩面，两棵大蒜，一碟辣椒油，恐怕不管烩面做得如何地道，味道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我对某位朋友准备开发高档烩面宴之类的想法始终不敢赞同。但这只是我的一厢看法，不细说也罢。
三十多年来，方城烩面不知接纳了多少客人，使这些客人既长膘又长脑子。但是，烩面又同方城人一样，不太注重自己的形象，不太会“喷”，便难以真正走出家门。厚重、实诚已成为方城烩面的一种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
真希望有一天，方城烩面能突破表现障碍，像楚留香大侠那样，无论海北天南，常遇百花齐放、茑歌燕舞，做到处处留香、香飘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