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人俊
1916年2月出生于南汇县惠南镇，家境殷实。1935年，他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时，在共产党员堂兄朱人秀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1936年，因暴露身份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法学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从日本返回祖国，团结一批同学创立“南汇青年战时服务团”，积极进行抗战宣传、上街募捐及征集签名等活动来支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逢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举办留日归国同学训练班，告示说明毕业后将分配到各地去工作，于是，朱人俊参加训练班。但训练班里特务横行，特别是发现朱人俊和在延安的方晓有通信联系，遂将其当作侦查对象。在训练班由南京撤退到武汉途中，朱人俊借生病趁机逃脱。他辗转回到上海，和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按照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在上海周围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回到浦东开展敌后抗日斗争。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中共浦东工委领导下，他充分利用当地人关系多的优势，打入国民党南汇县保卫总团任政训主任，以合法名义，办起《汇报》，成为中共在浦东的一个宣传阵地。还打入国民党南汇县县政府，任县长夏履之的秘书，1940年5月，朱人俊被任命为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委员及伪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利用机会分批派遣党员打入伪十三师五十团。在伪五十团内掌握6个连的武装，建立4个连队党支部，使党掌握了好几百人的武装力量，为掩护当时中共浦东工委的工作，配合浦委领导的游击队的活动，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941年1月，日军加紧对浦东“清乡”，中共华中局决定浦东抗日游击队和党在伪军中控制的武装南渡进军浙东。为了继续贯彻“灰色隐蔽”的方针，朱人俊经过对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亲信、驻沪特派员平祖仁的-工作，取得“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宗德部队”的番号，又以夏履之的关系，争取到“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的番号。朱人俊任中共“三纵”工委委员兼“三纵”司令。
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党委成立后，统一整编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主力编为第三、四、五支队，朱人俊于1942年11月任四支队政委。不久，调区党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任副书记、书记。
1944年1月5日，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三北游击队正式亮出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的番号。1月15日，成立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朱人俊为秘书长。1945年1月21日，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梁弄召开。经过民主选举产生浙东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浙东行政公署。连柏生为主任，朱人俊为浙东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和行政公署秘书处长。
1945年5、6月，经新四军军部批准，新起义投诚的国民党第三战区挺进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二旅，朱人俊调任二旅政治部主任。
日本战败投降后，浙东新四军奉命北撤。1945年11月，浙东纵队二旅改编为新四军独立一旅，朱人俊仍任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期间，新四军一纵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朱人俊相继担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直属特务团和炮团的政委。参加了华东战场上有名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在孟良崮战役中，担任华野一纵队炮兵团政委的朱人俊，受到纵队-的表扬。
1948年5月，为进军江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亲临濮阳，在一、四、六纵队的团以上干部会上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会后，成立“先遣纵队”。朱人俊任三野先遣纵队一支队干部队政委、渡江工作委员会委员。
渡江战役后，朱人俊随同部队接管地方，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准备委员会秘书处长、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处长、交通处长、浙江省交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后成立交通厅。朱人俊任浙江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兼省财经委员会委员。
1953年，国家进行156项重点工业建设，中央向各省选调40岁以下的厅局级领导干部，朱人俊主动请缨被批准。年底，朱人俊赴东北阜新市任东北煤矿第一基本建设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
1957年秋，朱人俊调离工业战线，到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任党组书记兼副台长。台长张钰哲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朱人俊注重团结知识分子共同工作。在当时阶级斗争气氛很浓的情况下，天文台却没有划一个“右派分子”。
1959年，由于心脏病日益严重，朱人俊在上海华东医院做了心脏手术。手术后的休养期，他发愤读书。反复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作了许多眉批、边批、笔记和卡片。在他精读过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扉页上，留下他用红铅笔写下的“1960年开始读第五遍”的记录。
“文革”中，朱人俊被批斗、关押达8年之久。无论怎样施压、恐吓和诱骗，他总是不为所动。保护了一批同志，自己却吃尽苦头。1978年，朱人俊出任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政治部主任。1979年调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他强调要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问题，创办理论刊物，1982年在《理论研究动态》上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一文。1983年，又在《浙江学刊》第2期上，发表《要创造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
1981年，朱人俊还担任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为抢救浙江省的党史资料，在中共浙江省委的支持下，先后组织召开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敌伪军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政权建设等座谈会，结集出版《浙东抗战春秋》、《无形的战线》等书，创办省新四军研究会《会刊》，为浙江省党史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
1990年下半年，他的病情加重，但他常常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的困难。所以他多次拒绝用一些贵重药品，并要求亲属转告组织，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把遗体捐献作医学上的解剖。1993年3月21日，他计算自己已经七天无小便了，药石无效，他视死如归，去意已决，于是，拒绝饮食，连一片桔子也不肯吃。他深情而冷静地对爱人田井说：“用不着了!”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痛苦。1993年3月25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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