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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

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
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位于重庆市潼南县城西北1.5公里定明山下。

 

  潼南大佛寺唐咸通年间(860-874年)始建,初名“定名院”,又名“南禅寺”。后因宋朝在寺内依山凿一大佛,改称“大佛寺”。寺依山崖凌空而立,庙高33米,梯台状,佛阁七层,层层飞檐高翘,皆覆琉璃瓦。明朝在大雕像之上覆盖七重飞阁以蔽风雨,今尚完好,大佛寺历史上曾重建三次,最后一次是民国十一年重建。潼南大佛寺今存有大佛阁、观音殿、玉皇殿、鉴亭四座木结构古建筑,多为清末遗物。玉皇殿始建于民国11年(1922),据说原是当地百姓为求雨祭天而建。玉皇殿和大佛殿之间的观音殿,建于宋元年间,1946年重建,内塑千手观音。据说,观音列于佛祖右侧,是潼南大佛寺有别于其他寺院丛林的地方。

  大像殿内,是依崖而凿的一尊释迦牟尼佛坐像,头饰螺髻,方面大耳,慈眉祥目,脸颊丰满,依山面江,赤足端坐,周身贴金,光彩熠熠。因此这尊大佛俗称“八丈金仙”,它是是我国第一大金佛,世界第七大佛。这尊释迦牟尼坐像高18.43米,胸围8.35米,结跏趺坐,袒胸,套双领外衣,左手置于膝间,右手平胸,施无畏印,佛身各部分比例匀称,衣纹流畅,形态逼真,体态庄严肃穆,双目炯炯传神,气势尤为雄伟。据碑记所载,潼南大佛寺的大佛,身、首的开凿年代相距甚远。佛首凿于唐咸通元年(860),成于广明元年(880)。而佛身的开凿竟跨越五代乃及北宋,时间长达250多年,直到宋靖康元年(1126)始初成。

  此后,按佛首比例展开佛身,又用了26年的时间,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才完全凿成。整座佛像开凿前后共历时290多年。大佛凿就后,南宋绍兴壬申年(1152),为了给佛像饰金,又进一步对佛像加工细磨,该寺僧人法修还远赴泸州,向泸州刺史冯檝化缘。冯檝是一位虔诚的信佛居士,慷慨以俸金用作金饰,还亲自撰文刻碑记事。绍兴二十二年(1152)二月,大佛装銮饰金完成,至此大佛通身贴金。后来,在清嘉庆七年(1802)、同治九年(1870)、民国3年(1914)和民国10年(1921),大佛又先后4次重装金身。

  潼南大佛是石刻造像中罕见的珍品,过去被称为“蜀中四大佛”之一,1956年8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定为首批重点保护文物。以大佛为中心,在东西长达里许的崖壁上,留有历代骚人墨客书镌的题记、诗咏、碑碣、造像等83则,镏金楹联镌刻20则,水文题刻5则,龛窟104个,佛像700余躯。另有“石磴琴声”、“顶天佛”、“鉴亭”、“翠屏秋月”等名胜古迹,与“八丈金仙”共称十八胜景。

  七情台再往左,是沿江的丹崖绝壁,在长达里许的崖壁上,留有许多历代骚人墨客书镌的题记、诗咏、碑碣和造像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巨大的“佛”字。这个刻在陡峭笔立的岩壁之上的“佛”字,高8.85米,宽6.78米,占据岩面60平方米,为清同治年(1870年)云岩弗乘所书,是全国最大的石刻佛字。“佛”字质朴遒劲,刚健挺拔,笔力千钧,足踏江岸,头顶蓝天,所以也称“顶天佛字”,又叫“立地成佛”。

  2006年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015年3月新增以下内容:

  千佛寺摩崖造像

  时代:唐至元、明

  地址:重庆市潼南县崇龛镇薛家湾1社张家湾北部山脚下

  千佛寺摩崖造像因上世纪50年代修建水库开采石材被掩埋。2011年8月,因挖取碎石施工被发现。2011年9——11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前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对造像本体及附近崖壁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拓片资料提取、图像志描述、临摹绘图及高精度摄影,并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对造像进行了三维扫描,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已经发掘清理的千佛寺摩崖石刻造像呈东西走向,长30米、残高4米,最低处距地表1.5米,崖脚前经考古发掘发现有明清时期建筑遗迹,但破坏严重,布局不明晰。已暴露于崖壁的造像共有43龛,按窟龛形制可分为方形龛、外方内圆拱形龛、弧形龛、屋形龛等;雕造有各类造像约283身,发现文字题记27则。从造像题材、艺术风格及纪年题记等方面可初步推测千佛寺摩崖造像在时代上可早到中唐,晚至元明,其中以晚唐、北宋时期造像为主。当这些安枕在唐风宋韵里的文化艺术瑰宝显露人前时,实可谓精美绝伦。

  千佛寺摩崖造像规模较大、时代较早、保存较好,且造像题材丰富、雕刻精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佛教考古价值。特别是第39号龛题记有“天宝拾壹年”为重庆地区中唐时期佛教考古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资料。千佛寺的晚唐造像题材也呈现出愈加丰富多元的态势,除常见的佛教造像组合题材外,还出现了同龛内释、道兼具的造像风格,可作为晚唐至宋川渝地区崇拜对象多元化、造像风格去经典化的又一佐证。窟群中多次出现的菩提双树、人形天龙八部及菩提瑞像表明属于密教造像因素,该类题材在初唐时期的两京地区佛教造像体系中有一个由显入密的过程,依据龙显昭先生“长安佛法映巴川”的提法,晚唐川渝地区的造像系统0现的双树、八部造型也可视为受两京地区的造像风格辐射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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