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楷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在太原担任《晋阳公报》，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满清政府腐败-的罪行。
宣统三年(1911)1月底，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在香港成立了起义总机关“统筹部”，他们派人到新军、巡防营和同盟会员中选拔“选锋”(即敢死队员)，“选锋”队员都是思想先进、有胆有识、革命意志坚决的青年。他们在山西籍55名同盟会员中，只选中了李文楷和王建基。可见他们在黄兴眼中的份量。黄兴通知他们在三月十日前后达到广州市“统筹部”总部。
他们按规定到达指定的地点，然后用联络暗号赶到一家饭店门口，见挂一条毛巾，用三个指头擦了一下手。饭店老板问道：“吃什么饭?”“随便吃点。”老板知道是自己人，就把他们引入内室。他们在饭店住了一星期，开了10多次会，结识了许多革命同志，统一制订了计划，各自表了决心。随后，被编入起义军第一路，任务是主攻总督署。
“统筹部”原定4月13日起义，因革命军的暗杀行动和运送弹药活动被清政府发觉，加强了防御，起义的时间不得不推迟举行。这时，李文楷和王建基因不服水土，染病在床。黄克强同志只好派两名警察将他们送到香港医疗，并嘱咐他们安心养病，待总部作出最后决定后，再另行通知。
鉴于内奸告密，清政府到处抓捕革命党人，黄兴决定提前于4月27日起义，而他给在香港的胡汉民拍的电报竟迟迟于26日晚上10时才收到。这样，稽留在香港的200多名人员和300多0不能运到广州。广州的起义部队于4月27日凌晨4时匆匆举兵，虽然开始袭击督军署和将军署取得了胜利，但待到黎明战事转到黄花岗时，清军从四方八面涌来，起义部队兵员严重不足，终因寡不敌众失败。
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烈士的尸体收殓工作，全靠广州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运走，根本无法辨认。究竟死了多少，众说纷纭，有说一百多，有说86。因为李文楷的名字在“选锋”中，立碑时以为李文楷也已牺牲，就把他的名字刻上了碑，这就造成历史的误会。
为了对历史负责，李文楷后来向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和冯玉祥写信，说明自己还健在的情况。汪精卫为他回信说，72烈士壮烈牺牲，已驰名中外，不便更改。其实，这次战役中，牺牲的何止72人呢?72只能是个象征数字。
李文楷和王建基获悉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时，心情非常沉痛。后来，他们又从报上看到全国各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精神遂为之一振。不久，他们的身体康复，就由香港经上海返回运城。
在运城，李文楷公开的身份是河东师范学堂教务长兼理化教员，实际主要管理革命军的军械子弹和粮饷。他和运城革命人士王平政、王选、阎玉清全力设法营救省咨询局议员张实生出狱。
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九日，武昌一声炮响，全国响应。这消息也大大鼓舞了运城的同志，他们用重礼贿通了清政府河东道尹余，将张实生放出。张出狱后，即到陕西联络友军，帮助光复运城。运城光复后，李文楷被任命为河东军务处长，他协助河东革命军总指挥张实生，安排运城革命军的军用品，还支持在临汾、绛州一带作战的李岐山部队军需品。可以说，运城的光复和局势稳定，与李文楷的后勤工作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
李文楷善长教育工作，热心国民教育，因此运城公署成立后，领导就任命他为运城师范学校校长兼教育会长。他大力支持河东各县办学事业，并且和杨虎城、冯钦哉、薛子亮在家乡北解村联合办起私立明德两级小学，自任校长，他还编着了《教育心理学》一书，它是我国较早的心理学着作之一。
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侵犯万泉。其头目小岛是李文楷在东京宏文学院同学的侄子，小岛受伯父之托，拜访了李文楷。他借此机会要求李文楷出任日伪万泉县县长，李文楷以身体有病委婉拒绝，后来小岛一再威逼，李文楷只身逃往陕西。在那儿他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特别是他的二儿子、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淼的影响下，会同同盟会老友为国共合作奔波。有一次，他听说敌人要抓捕潜伏在冯钦哉部队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南汉宸，他就赶急通知自己在冯部工作的弟弟李文澄放走南汉宸。新中国成立后，南汉宸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成为我国金融战线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解放后，李文楷回到本籍，万泉县人民政府尊他为“辛亥革命”老人，并请他参加了“各代会”工作。1953年，他受聘山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直至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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