猗顿
畜牧起家
《史记集解》引《孔丛子》说：猗顿原籍鲁国，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饥寒交迫，艰难地生活着。正当他为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听说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吴，辅成霸业后，便弃官经商，将另一谋臣的富国之策用之于家，遂辗转至当时“天下之中”的定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治产积居，与时逐”，19年间获金巨万，遂成大富，因号陶朱公。猗顿羡慕不已，试着前去请教。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与秘方：“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陶朱公是根据猗顿当时十分贫寒，没有资本，无法经营其他行业，便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浙渐繁衍壮大，日久遂可致富。这对于猗顿来说，确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致富办法。于是，猗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示，迁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区)，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境)南部畜牧牛羊。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尤其是猗氏县南 20里处的对泽，为一片面铲很大的低洼地区，水草丰美，景色宜人，是畜牧的理想场所。猗顿最初就在这里放牧<史载该地明清时尚存有猗顿宅和猗顿墓)。
由于猗顿辛勤经营，畜牧规模日渐扩大， “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因起家于猗氏，遂号猗顿。致富后的猗顿为了表达对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临猗县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庙。
猗顿能以畜牧而富拟王公，其畜牧规模之大可以想见，他为当时晋南一带畜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以牛羊而致富的过程，也为他积累了一定的商业经验。
成于盐业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猗顿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他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在此过程中，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于是，他在靠畜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便着意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成为—个手工业者兼商人。
战国时代山林川泽之利的开发，虽然为官府控制，但官府不直接经营，而是用抽别十分之三的税的办法让“民”去经营，但这种“民”决不是一般的手工业者，而是一种有钱有势的豪民。因为这种开发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正如《盐铁论·禁耕》所说： “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猗顿即属于豪民，因此才有力量去开发河东池盐，而直接生产者当是依附于他的贫民、雇工等。
雍正《敕修河东盐法志》卷一说：河东池盐为“池水浇晒之盐，可直(接)食用。不须涑治，自成颗粒。”即将池水挠在地上，凤吹日晒后即可成为颗粒状食盐，不需要煮炼。 因此，《左传·成公六年》中称其为“国之宝”。正因为河东池盐为天然之美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猗顿便不断扩大池盐的生产与销售规模，使他成为当时我国著名的大富豪。
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据乾隆《临晋县志》卷六记载，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通于五姓湖，又从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市)之孟明桥入黄河，遥遥百里左右(这基本是后魏时永丰渠的路线)。只是因黄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关于猗顿开凿运河，目前尚未得到原始资料的佐证，我们只好存疑，这里仅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其可能性，从客观需要方面讲，开凿这条运河，不仅是运输池盐的需要，也是保护池盐的需要，因为河东池盐最忌客水(外来之水)浸入，破坏池盐生产。运渠可以引走客水，保护盐池。此后永丰渠的开凿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从地形上看，这—线地势平坦，无山石阻隔，工程难度不大。从生产力水平考虑，当时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大大增强了人们开发水利的能力，春秋时吴国开凿的邗沟、战国初期魏国邱地开凿的12条引漳水渠、魏惠王时开凿的鸿沟等足以证明猗顿时已有能力开凿那条运河。从财力上讲，猗顿当时己成巨富，有力量兴修运渠。当然，历史事实需要充分的资料说明，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积于珠宝
《尸子·治天下篇》说：“智之道，莫如因贤。譬之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亦必不过矣。”《淮南子·氾论训》也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一种美玉)者，唯猗顿不失其情。”猗顿对珠宝有着相当高的鉴赏能力，以致可以与伯乐相马相提并沦。由此可以推测，猗顿在经营池盐的同时，可能还兼以贩卖珠宝，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社会影响
猗顿通过多方经营，终成倾国巨富，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韩非子·解老篇》：“夫齐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 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说明猗顿之富已超过陶朱公，并可与王势并提。
上述事实表明，猗顿对山西南部地区的畜牧业和河东池盐的开发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山西商业发展史上也占着重要的地位。他是山西地区见于史载的最早的大手工业者和大商人，是山西经济史上的重要人物。其穷则思变，辛勤开拓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的。
下一名人：聂尚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