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畲
徐继畲的父亲徐润第，进士出身，任过内阁中书，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职。徐继畲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学的熏陶，曾随父寓京师，。师从著名文学家高鹗等名人。道光六年（1826年）中进土，十年（1830年）授翰林院编修，不久补陕西监察御使，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外任广西省浔州府知府。从此他青云直上，历任福建延津道、订漳龙道、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等职。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升任广西巡抚，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抚。后曾多次署理闽浙总督，咸丰元年（1851年）因被人诬告，革职回京，降补太仆寺少卿。咸丰二年，徐继畲再次被人诬告，彻底落职归里。咸丰六年他被平遥超山书院董事会特聘为书院山长，于教业之余，倾心写诗作文、从事学术研究。同治四年（1865年），徐继畲被重新起用，命参通商事务，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共管理同文馆，八年（1869年）三月以老病告归，十二年（1873年）卒于家。
徐继畲体恤民情，为官清廉。由于他接受过扎实的儒家教育，“民为贵”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上有着深刻的烙印。他在《政在养民论》一文中曾说：“古圣人陈谟赞化，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又说：“富国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曰养。”在他看来，为官者的主要任务是“养民”而非“治民”，任何伤害百姓的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他对当时官场上的-腐化之风深恶痛绝，始终坚持自身清廉。他曾向友人说：“弟虽外任十余年，家中并未置有田产”，“在平遥馆俸每年二百四十金，不足供家中食指。祖遗薄产，折变殆尽。”竟到了贫困潦倒的境地。在清代后期的官吏中，象徐继畲这般清廉的，虽不能说没有，但实在很少。
徐继畲是位爱国的官吏，他在任福建汀漳龙道期间，著有《禁鸦片论》，详细论述了“鸦片之害与禁治之方”。他认为鸦片贸易是“英夷之剥我元气而富强其国者”，乃“唯利是图”。在如何禁烟问题上，徐继畲主张严禁，他指责把“英夷为寇，扰乱海疆”归咎于鸦片之禁的论调是“因噎而废食”。他提出的惩治之法是“先贵而后践，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了解，他主张既要禁止鸦片贸易，又使殖民主义者找不到发动侵略战争的籍口。在当时国力十分虚弱，无力抵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这种意见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徐继畲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后，为保卫民族利益，徐继畲坚决抵抗。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英国军舰驶入穿山洋，闽边骚动。七月徐继畲调晋江漳龙道。时厦门告急，徐继畲沉着备战，亲自调集民兵，采集大木排，桩塞镇门各港口，指挥军民共同扼险固守。敌知有备，未敢侵扰徐继畲防守的地区。第二年（1841年）七月，英军强占厦门，他督兵勇昼夜防守与厦门一水相望的漳州，曾与城门共存亡。徐继畲曾向家人表示：“城如不保，陈忠愍公（隋朝的陈启泰）祠内，吾尽节处也。”表现了赤诚的爱国之心。八月，浙江定海、镇海等地接连失败，徐继畲亲眼目睹了清军的惨败，他总结失败的直接原因时说：“我之官兵则承乎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其所以败也。”又慨然长叹道：“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米。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其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畲升任福建巡抚。在任期间，他看出“英酋心怀叵测”，“往往声东击西，言此意彼”，“仍难保无妄念挑衅，沿海滋扰”。认为“有备无患，唯在先事预防”，“防之于后，不若制之于先”，“不可恃其平日安静，致有猝不及防之患”。于是，他曾修建了各地炮台，加强险要之地的海防力量，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道光三十年（1850年），英军妄图挖掘台湾基隆附近煤炭，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徐继畲“备文照复，正言拒止”，并密行台湾淡水同知曹士桂“纠合各地士，公同查禁，并刊立禁碑，严密防范”。禁碑现存台北市公园博物馆大楼前右对面，是徐继畲保护国家资源的有力证据。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月，福州发生了神光寺事件。此事起源于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一名英国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要求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屋居住，得到侯官县县令兴廉盖印批准。徐继畲得知此事后，立即对兴廉严行申斥，并饬令其设法劝逾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执尔以此事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为词予以拖延。数日后，福州便出现了绅士公呈，要求英人立即退出神光寺。英入看到公启后、要求徐继畲保护。徐继畲将计就计，立即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巡防。其目的是想既能避免发生外交上的冲突，又能设法迫使英人搬出神光寺。为此，他一方面设法劝阻百姓不找英人就医，一方面阻止匠人不为英人修复已破旧漏雨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英国人不久便搬出了神光寺。但是，在福州养病在籍的原云贵总督林则徐对徐继畲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与此同时，在京的一些福建籍的官僚根据福州绅士们的意见，多次上 书弹劾徐继畲，咸丰帝根据两广总省徐广缙的调查，最后以徐继畲“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为理由将徐继畲革职并召回北京。
前已论及，徐继畲是一位敢于抵抗英国侵略的爱国者，在神光寺事件中，他基于对英国情况的详细了解，也基于对福州民情了解，采取不以微小事端酿成大的外交冲突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但是有些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学述著述，却把徐继畲的此举说成是不敢开罪洋人的妥协行为，这是慎得商榷的。福州绅民对外国人持有敌视情绪，当然完全可以理解，但以“华夷之辨”的观念来处理当时的外交，并不一定能达到保卫国家利益的目的。
在徐继畲的著述生涯中，《瀛环志略》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继畲晋京升见。道光皇帝询问海外形势与各国风土人情，他具所知答对，道光皇帝遂责成他纂书进呈。徐继畲发奋努力。随时采访，广为搜集资料，公余著述。《瀛环志略》初名《舆地考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稿完成，改名为《瀛环考略》。其后，他继续采寻西人杂说，询问西方官员，参阅魏源《海国图志》（初版），补充疏漏，使《瀛环考略》日臻完备，定名为《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刻于福建抚署。同治四年（1865年）经沈桂芬大力提倡，董恂奏准，由总理衙门主持重刻，次年刻成。该书分10卷，分装6册，总分图共44幅。书中先为总说，后为分叙，图文并茂，互为印证，于各洲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比较，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
《瀛环志略》一出世，便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曾任到福建巡抚的刘鸿翔赞誉此书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福建道员鹿泽长说该书“于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实有裨益”。郭嵩焘初以《瀛环志略》述英法诸国之强，以为过，后出使英国，才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瀛环志略》传往日本后，受到广泛重视，被认为是“通知世界之南针”，有助于他们的维新变法。因此，他们多次刊印此书，在“辛酉版”（1861年刻）中还将书内的未用名词分译日文和英文。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浙江宁波府集《瀛环志略》书中有关介绍美国和推崇华盛顿的文字，镌刻赠送美国，被砌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内壁上。后来，徐继畲的名字被美国收进了《世界名人录》。
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叙述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与中国入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并且评论说：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又说：“华盛顿，异人也……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乎天下为公，侵侵乎三代之遗意”。总之《瀛环志略》介绍并推崇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这在当时来说，确系首创，给予中国当时的思想界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大影响。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康有为在读了《瀛环志略》之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并把此书列为他讲授西学的教材之一。梁启超在读了《瀛环志略》后“始知五大洲各国”，并认为中国研究外国地理是从《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才“开始端绪”。这些维新思想家都从《瀛环志略》中汲取了营养，促进了他们进行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实践。
徐继畲十分热爱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公务之暇，便潜身研究古代文化。特别是落职归乡，在超山书院教书的岁月里，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之中，评点与撰写了大量的著作。1989年，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在五台县徐氏后代家中发现了他的《后汉书批注》手稿，完整无缺，十分宝贵。书中朱墨批注，除文字注释外，多为评论及阐述己见之批语。在研究《汉书》与《后汉书》的基础上，徐继畲于平遥超山书院讲学时开始撰写《两汉郡国今地考略》，至咸丰八年（1858年）已撰成《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又撰《沿边十郡考略》，又撰《沿边十郡考略总论》。徐继畲还深入研究了方志学，对地方志的撰写编排体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按自己的理论重新编撰《五台新志》。
生活在民族危难，社会动荡的时代，徐继畲还是一位感时伤怀的诗人，并有诗篇258首。其诗文多饱含忧国忧民思想。他在《咽糠词》中，把贫苦百姓的艰辛与官衙中的挥霍进行了对比，写道：“富食米，贫咽糠。细糠犹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肠。”“昨行都会官衙头，粒米如珠流水沟。对之垂涎长叹息，安得淘洗持作粥！”这强烈的反差。是对不顾百姓死活的-污吏的控诉，也是对贫苦百娃的深切同情。同时，徐继畲对古代诗歌也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据目前所知，有《古诗源评注》等著作。《古诗源》是清沈德潜编选的自上古至隋代的古诗和歌谣汇集。徐继畲对此书随诗随批，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民国年间曾刊印出版。1989年，三晋文化研究会在五台县徐氏后代家中发现该书残本，使我们能目睹徐评的手迹。此外，徐继畲对八股文有较深的造诣，为清中后期八股文之一大家，曾著有《退密斋时文》，《退密斋时文补编》，编有《举隅集》和《超山书院课程》等。徐继畲的大部分著述都收入《松龛先生全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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