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古愚
清光绪十一年(1885)，刘被聘为泾阳泾干书院主讲，同时任味经书院(亦设泾阳县城姚家巷)讲习。这一年，他和前任味经书院山长柏景伟成立求友斋，两年后接任味经书院山长。刘在求友斋和味经书院宣传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进行课程设置改革，除保留经史、道学等传统课外，新开设了时务、天文、地理、算学等课程。他特别注重算学，认为西人之富强，科技之发达，原本算术。因此，他主持书院刊印了《梅氏筹算》《平三角举要》等书，并亲写序言予以介绍；他还置经纬仪于书院的观象台上，培养学生的实际测算能力。这一年，刘还与柏景伟倡议，在西安设立官书局，推销介绍西方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书籍。十六年(1890)，刘又创办复机馆，研究发展农业生产的技术与经验。为了倡导种桑养蚕，他一面派学生去外地学习技术，一面在自己家里做试验，总结了从栽桑、养蚕到取丝、织绸的一整套经验，编写出《蚕桑备要》和《养蚕歌括》两书。在此基础上，他又说服泾阳知县，在县城南北广植桑园，以作示范。
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割让台湾全岛与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而告终。刘在陕西响应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变法维新运动，印发康有为的《强学会序》，积极宣传推行变法主张，还派学生陈涛、邢廷荚去北京、上海，与康、梁商讨国事，时有“南康(有为)北刘(光蕡)”之称。同年，刘在味经学院选拔了40多名优等生，创设了专门研讨国内外大事的时务斋，并要求时务斋的课程都要贯通中西：道学课“须兼涉外洋教门、风土人情”；史学课“须兼外洋各国之史”；经济课“须兼外洋政治、《万国公法》”；训诂课“须兼外洋语言文字之学”；地舆课“必遍五洲”；制造课“以火轮舟车为最要”；让学生了解中国，了解世界。斋中还订有《京报》《申报》《万国公报》等报刊，帮助学生开阔眼界。时务斋实际上成了陕西最早的维新组织。次年，倡议创办陕西保富机器织布局，期望发展陕西近代工业以抵御外国资本入侵。织布局厂址就定在泾阳味经书院刊书处，并派学生陈涛到湖北、江苏考察办厂经验，联系购买机器，但终因筹款困难和守旧派作梗而搁浅。
二十三年(1897)十月，由陕西护理巡抚张汝梅和陕西学政赵维熙奏准修建于泾阳味经书院东侧的崇实书院落成，刘被选聘为山长，主持书院一切。他把时务斋的学规--厉耻、习勤、求实、观时、广识、乐群，加以阐发，作为崇实书院的学规。学规突出变法维新，同时注重实业。他阐释“厉耻”说：“外夷之横，异种之教，驾于尧舜之上，以屠割我中国，其耻之深，痛何如耶!耻之，则必求洗其耻；洗其耻，非自奋于学不可。”他对“广识”的阐述是：“欲救今日之弊，非洞悉西国之政治、工艺不可。西人风气日开，每岁新出之书，至万余种，诸事日益求新。中国乃固守唐宋以来之旧见，乌得不日见割于人也!故西人艺事之书可读，其政治之书尤不可不读。”他晓谕学生团结御侮，阐释“乐群”道：“五大洲之上，人分五种。唯我中国为黄种，知识不亚于白种，而日见削弱其故何也?白人能群，各色不能群也。今外患日逼，非合天下为一心一力，不足以救亡。故今日第一义，当自能群始。故吾愿人人能去自私自利之见，以勉求当世之务，而共支危局。”在他的主持下，崇实书院学生以爱国为己任，学习中西方文化，并注重求实学，做实事，不长时间就将日本轧花机仿制成功。
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六，戊戌变法失败。刘的学生，在清廷总理衙门充章京职的李岳瑞，因参与变法，被清政府革职，“永不叙用，并拿问”。消息传到陕西，刘悲愤不已。清廷在全国缉捕“康党”，人们劝刘躲避。他说：“国事如此，吾死国难，幸何如之，何言逃也。”然而，清廷并没有放过他，他被解除了味经书院、崇实书院的职务。次年，他住礼泉烟霞草堂，从学者仍有十余人。在此期间，他一边著书立说，写成《孟子性善备万物图说》《大学古义》和《论语时习录》等书稿；一边把与邢廷荚在礼泉烟霞洞，咸阳天阁村、马庄镇、魏家泉、西阳村和扶风午井镇所办的六所义学的馆师、管事请到烟霞洞，共同商定了义学《章程》，使各所义学有所遵循。
二十九年(1903)应甘肃总督崧蕃聘请，刘到兰州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他“日则登堂讲授，晚则彻夜批答”，终因劳累致疾不愈，同年八月十三(10月3日)逝世于兰州。遗著编存的有《烟霞草堂文集》《刘古愚先生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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