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尔昌
闵尔昌与袁世凯及其子袁克定、袁克文等关系密切。袁世凯在北洋时，经其子袁克定雅荐，曾任袁世凯幕僚多年，一直担任袁世凯的机要文牍。他为人耿介，从不凭藉身居权要之地而有所招摇和自谋财势。他沉默寡言，在朋僚宴会上能终席不发一语。他的这些特点，很适宜于做机要工作。闵尔昌曾存有武昌起义时袁世凯与清末民初一些要人的书信往来，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函电共三十五通，自1911年10月10日起至同年12月2日。其中除黄兴和黎元洪的信札两通外，余者三十三通都是清朝大臣如瑞澄、袁世凯、宝棻、冯国璋等人的奏折和函电。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与闵尔昌为扬州同乡，有世谊。卞孝萱从闵氏遗物中抄出来，辑为《闵尔昌旧存武昌起义的函电》，曾发表于《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1912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对-班底加以重新调整。4月21日，他下令撤消临时筹备处、军事参议处，改设秘书厅及军事处为-办事机关。秘书厅以梁士诒为秘书长，阮忠枢为次长，闵尔昌与施愚、吴廷燮、张一麐、余迪侯、沈祖宪、李景鉌、陈毅、余抚辰、曾彝进等为秘书。1914年北京临时政府初酝酿改制时，梁士治主张“将秘书厅扩大组织”，以“张府制，网罗人才”，而不必另设国务卿。袁世凯很不以为然，遂下决心把他撵出-。袁世凯将原秘书处的班底改组，更名为内史监，专门负责办理其“切身政务机密者”，派原副秘书长阮忠枢为内史长，曾彝进、王式通为副内史长，内史有闵尔昌与夏寿田、张凤台、刘春霖、董士佐等十余人。袁世凯以后的北洋政府元首——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以及临时执政段祺瑞，都留他继续供职；只有1927年张作霖作军政府大元帅时，他嫌张作霖是“胡子”出身，才辞职不干了。
唐鲁孙著《酸甜苦辣咸———唐鲁孙系列》中讲了洪宪时期一段有关闵尔昌吃元宵的笑谈。袁世凯谋士中的闵尔昌，在袁幕府中是以爱吃元宵出名的，时常拿吃元宵的多寡，跟同僚们斗胜赌酒，有一天闵跟几位同仁谈说前朝吃元宵的故事，正谈得眉飞色舞兴高采烈，想不到袁世凯一脚踏进签押房听到连着几声“袁消”声音，谁知犯了袁皇帝的忌讳，又碰巧日本人处处找他的别扭，心里正不愉快，想法整整闵尔昌拿他出气，幸亏内史杨云史看出苗头不对，在他花言巧语三言两转，於是下了一道手令，把“元宵”改叫“汤圆”，北平人叫惯了“元宵”，—朝改叫“汤圆”，觉著不习惯也不顺口，前门大街正明斋的少东家，元宵节柜上买卖忙，帮着柜台照应生意，随口说了一句元宵，偏偏碰上买元宵的是袁世凯手下大红人雷震春，换了两嘴巴不算，另外赔了二百枚元宵，等洪宪驾崩，第二年灯节正明斋门口，一边挂著一块斗大红纸黑字的牌子，写着“本铺特制什锦元宵”八个大字，元宵两字写的特别加大。听说就是那位少东的杰作呢。
闵尔昌与袁克文的交谊之深，这可从上海博达艺术品拍卖行拍卖的一张单页信札中可以看出。此信札现为藏友金晓乐所收藏。这一页23厘米长的米黄色宣纸信笺，整幅印有“虎立花丛”的暗花纹饰，这一是暗示袁克文生于1890年，庚寅属虎，二是符合他喜好声色、放荡不羁的生活。它所书文字不多，计五十余字：“不晤兼旬，渴念曷极，近日佳作颇思一读。弟定三十一日赴焦作预总公司成立会，归后当在京筹设办事所。尊荐必为安置，此复。葆哥大鉴，克文顿首。”（见上图）从信中也可窥见：两人二十天不晤面，便觉“渴念”，回信即向对方索读新诗佳作；而对葆之来函举荐亲友在焦作总公司驻京办事处谋职一事，袁克文专门复信应允安置，足见待友情义。据《唐鲁孙系列·唐鲁孙谈吃》中的《晶晶琢雪话“鸡头”》说：北平城内泊淀极少，仅赖玉泉，一水回折，城南的金鱼池，城北的积水潭，都不种植菱藕鸡头，只有什刹海、筒子河及西郊海淀种植“老鸡头”，芳藻吐秀，紫曼澄鲜。据说下河采收，要在拂晓之前，芡实一隔夜丹荑变色，即有苦涩之味，所以沿街叫卖都称“‘老鸡头’刚上河哟”。“老鸡头”外壳除了长满短刺之外，真像母鸡的头，顶端-，紫蕊吐艳。因为全身长满利刺，小贩都带有一具小钉耙，可以钉住外皮，撕开验看老嫩。嫩者内皮柔黄，老者内皮-，不老不嫩名为“二苍”，皮色黄中带绿，最受大家欢迎。嫩者煮熟后一剥即开，用牛奶加糖煮熟来吃，珠蕊凝结，三浆香泛，尤胜莲羹。老者外壳坚实，吃时须用锤敲开外壳，剥出来吃，牙口好者说是果肉若金，极富咬劲。至于二苍子清香馥郁，甘旨柔滑，而且可以入馔。扬镇有一道小菜叫“炒米果”，把糯米粉搓成细粒滚圆，与荠菜、火腿，成细末同炒，名为“炒米果”，不但宜饭而且宜粥。当年袁寒云以“皇二子”之尊，每月都在中南海流水音举行诗钟雅集一次。袁的夫人刘梅真是安徽贵池人，擅制炒米果，经寒云指点，把米果易为二苍子程度的芡实米，果然其味甘纯，胜过米果。等到散席，闵尔昌、方地山两人独要把这盘残羹剩馥，打包带回，做文章时边看边吃，以助文思。
1927年闵尔昌辞职后任北京辅仁大学中文系讲师，至1936年退休，1948年病故。那时的退休，并无处领退休金，实际是赋闲，过坐食山空的日子。当是由于闵尔昌为人耿介，没有积下多少钱财，到他过世，已是身后萧条了。闵氏家属已在变卖闵氏的书籍和遗稿以添补生活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闵尔昌表现出知识分子伟大的爱国精神，甚至因为一句话使我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郑振铎感动不已。1943年4月27日郑振铎的日记是这样记的：“阴。十日许，访徐，谈北事甚久。闵尔昌语，尤可感动。”这里的徐，是大学者、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当时他从重庆来到沦陷中的上海，于3月10日又去了趟沦陷中的北平，此时已从北平回到上海。郑振铎与他“谈北事甚久”，当然是为了了解北平的现状。闵尔昌讲的是什么呢？郑振铎在他的《吴佩孚的生与死》一书中完整地记下了“闵尔昌语”：“有一次，一位老年的友人（按，指徐森玉）到北方去，遇到闵葆之先生。他几年来足迹不曾出大门一步。他连到中山公园去也认为是‘失节’的事。‘但希望中国、美国的飞机能来才好！’葆之先生幻想道。‘来炸了，不是你也很危险么？’那位朋友问。‘这样的被炸死了，倒是甘心的！’”
闵尔昌工诗、古文辞，著有《雷塘词》、《雪海楼诗词存》等。汪国垣撰 程千帆 校《光宣诗坛点将录》中云:“维扬多俊人，闵葆之(尔昌)、梁公约、陈移孙及方氏昆仲(地山、泽山)，皆一时鸾凤也”；还将光宣诗坛一百零八将之一“地丑星石将军石勇” 一作闵尔昌 。章孤桐《论近代诗绝句》曾选录闵尔昌的两首诗。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中记载闵尔昌是袁世凯在隐居时的诗侣。光绪戊申十月，摄政王载沣既监国，袁世凯隐居彰德，并于北门外筑别墅，前有洹水绕之，小桥通焉，是名“圭塘别墅”。袁世凯此时空闲时间多了，不免雅兴大发，邀集了一帮擅长诗词歌赋的幕僚亲信，诗酒唱和，留连忘返。《今传是楼诗话》上说“洹上倡和之侣，为庐江吴君遂保初、汉阳田焕廷文烈、会稽沈吕生祖宪、甘泉闵葆之尔昌、吴江费仲深树蔚，项城张馨庵镇芳、番禺凌润台福彭、宜宾董冰谷士佐、汲县王小汀锡彤、合肥朱石庵家磐，永城丁春农象震、江都女士史子希济道、静海女士权效苏静泉诸人，以外则筱石制军、寒云公子也。当时宾丛唱酬，门庭雍睦，窃谓为项城平生第一适意之时，人或以投闲惜之，则真皮相之论矣。”后来袁克文将洹上唱和的诗词抄录下来辑为一册，题名《圭塘倡和集》，刊行于世。
民国元年，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出任大总统，袁克文进京后对政治漠不关心，整日寄情戏曲、诗词、翰墨，与北京的一帮文坛名流和遗老遗少厮混，常设豪宴于北海，与闵尔昌、易顺鼎、何震彝、步章五(林屋)、梁鸿志、黄溶(秋岳)、罗瘿公结成诗社，常聚会于他的居处之中。南海流水音，时人称为他与易顺鼎、何震彝、闵尔昌、步章五、梁鸿志、黄秋岳等为“寒庐七子”，以东汉末年的“建安七子”相比拟，何震彝撰有《寒庐七子歌》。两湖师范学院国画教员汪鸥客绘《寒庐茗画图》。这幅《寒庐茗画图》中，“七子”皆着古代衣冠，俯仰各异，形态各殊，大得名士况味；题诗为梁鸿志所为，亦工丽无伦。此画一成，真是洛阳纸贵，不仅“七子”皆爱不释卷，京城人士慕名来看的络绎不绝。连一代大儒王闿运也为赋诗云：“流水音如天上琴，兰亭独有管弦心。祗应内史多尘事，不及五云深处深。” 袁克文《春明十日记》，记袁克文与闵葆之、邵次公、吴桐渊、尹石公、侯疑始、冯小隐、徐森玉、方重审、陆雕士、吴静庵、刘竺生游宴，和海王村火神庙观赏古玩事。
闵尔昌博闻强记，尤喜文史考据之学，曾参与纂修《清儒学案》。《清儒学案》二百八卷，由徐世昌于民国十一年六月总统下野后隐居天津后修纂。根据过溪《清儒学案纂辑记略》：《清儒学案》的具体纂修者，除闵尔昌外，前后还有九人：夏孙桐(闰枝)、金兆蕃(馪孙)、王式通(书衡)、朱彭寿(小汀)、沉兆奎(羹梅)、傅增湘(沅叔)、曹秉章(理斋)和陶洙(心如)凡九人。后复聘张尔田(孟劬)。《清儒学案》虽仿《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体例，纂辑成书，但又有所变革，例如在处理《附案》方面，《宋元学案》附案有“学侣”、“同调”、“家学”、“门人”、“私淑”、“续传”六种，其中还有“再传”、“三传”，比较琐细，而《清儒学案》删繁就简，《附案》癨有“家学”、“弟子”、“交游”、“从游”、“私淑”五类，眉目清朗。《清儒学案》照例对所录各家著作进行梳理。所录各家有传记一篇，以居其首。然后选录其代表著作，以经、史、子、集为序，先专著而后文集。各传记取材极为广泛，几遍清人传记各书，均注明出处，体例可取。《清儒学案》虽精不及《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但全书体例严整，内容宏富，取材广泛，少有门户之见，基本能反映有清一代的学术史，而所收经学家之多更居各学案之冠，至今尚未有能取而代之者。但因成于众手，卷帙庞大，存在取材不精，源流不明的毛病，长期受到学界的批评。
闵尔昌除参与修纂《清儒学案》外，著述甚丰，对扬州当地著名学者颇有研究，撰有高邮王氏父子年谱即《王伯申先生年谱》、《王石曜先生年谱》和《江子屏先生年谱》、《焦里堂先生年谱》、《方地山传》等。《江子屏先生年谱》虽尚多缺略，但江氏一生之行实亦由是而得其大概，成为后世研究江藩的重要资料。闵尔昌所撰传中称近代“联圣”方地山“阅世既深，不免与俗浮沉，纵意所适，以寓其抑塞不平之气”，可谓知之甚深。闵尔昌对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汪中也钦佩不已，曾写过一首关于汪中的诗：“至孝天才此一儒，百年风气在吾徒。大仪乡畔溪毛荐，欲补句生种藕图。”闵尔昌曾为他的亲家、扬州文史专家董玉书的《芜城怀旧录》题跋，赞《芜城怀旧录》“风先达名贤，耆儒硕德，以及过客寓公事迹，记载綦详；下至乡人一技一艺之长，苟有可录，悉采入，洵有功于乡邦文献不浅。”“是书一出，俾后之读者，因地及人，因人及事，想见流风余韵，犹有存者。”
闵尔昌最出名的史学著作是他穷十年之力而编成《碑传集补》和《碑传征逸》。闵尔昌以《碑传集补》知名于史学界，是继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之后，治清史特别是治近代史的人所不能不读之书。闵尔昌鉴于人物的传记总在传主身后的若干时日才会陆续产生，因此缪荃孙所辑的清代晚期人物的传记，在缪氏时尚未出现，而后才相继问世，因而有续编的必要和可能，闵氏为此花费十年功夫搜集资料，以补续编的不足，“将十年泛览所及道咸以上之人并录焉”。体例上与钱仪吉编的《碑传集》、缪荃孙编的《续碑传集》相近，稍微有所增损。宗室、功臣、藩臣、客将四类皆取消；增“使臣”、“畴人”、“党人”、“释老”四类，立“使臣传”，是因使臣为晚清始设之官，应予增添，而列“畴人传”，是学的阮元、罗士琳的作法；将理学、经学分为两类，是恢复钱氏方法；列女传中取消缪氏的“辩通”一目，而增“母仪”；又有卷末《集外文》。其作书缘起及体例，具详其《自序》，兹附录于后。闵氏保持正编、续编的特点，为所选文章的著者纂写小传——《作者纪略》。此书所收传文的传主，颇有一些同光以前的人物，如卷四十四文学传中，有明清之际的钱谦益、金人瑞（圣叹）、龚鼎孳等，卷五十六的罗聘、卷九的尹会一母李氏等等。全书拥有815位传主，所提供的传文都作了选择，比较成功。卷八有黄彭年撰《西沤先生墓志铭》，写进士、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李惺伯在家庭为孝子，在乡里助亲邻，不乐荣达，而任教于书院的淡泊一生。卷十三《使臣传》收有薛福成、何如璋、杨儒、黄遵宪和许珏五人传文，马其昶所写《清故出使义国大臣许公墓志铭》之传主许珏，在使臣中并不出名，然读这篇传文后，对其人的立身行事有深刻的印象。卷末收有杨守敬、詹天佑、刘师培等传，陈衍作《杨守敬传》，对以“杨图”著称于后世的地理学家杨守敬的历史交代甚明。该书除补缪书所遗的清季碑版状纪外，兼及道咸以前人物。此书分二十六类，总共60卷，卷末附集外文一卷。1923年成书，1932年燕京大学研究所刊行，线装石印铅排本。民国69年（1980）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74年（1985）明文书局都曾出版过此书。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碑传全集》（除闵氏的《碑传集补》，还有钱仪吉的《碑传集》、缪荃孙的《续碑传集》，以及后来在台湾出版的汪兆镛的《碑传集三编》）和上海书店1988年4月影印出版的《清碑传合集》曾编入此书。闵氏于《碑传集补》之后继续从事碑传文的搜集工作，辑录的《碑传征遗》。现此手稿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柴德赓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时买下来的。北师大历史系买下来《碑传征遗》手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据卞孝萱先生讲：那是柴先生对闵氏家属的照顾。当然也有出于保存学术文献的考虑，使闵氏多年搜求辑录的劳动成果不致泯灭。此稿中之人数虽不若四书之多，但补其他四书之阙，故自其史料价值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正以此手稿为教材，训练研究生整理史料（标点、分段、注释等）。整理出来之后，当可增补《清代碑传全集》，使之附于《全集》之后出版传世。
闵尔昌的书法，特别是行书也挺佳。方继孝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曾收录《闵尔昌赠宋琳书法》。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4年拍卖过《闵尔昌书札》。北京艺术学院美术教授贺良朴先生的名作《千岩万壑图》，长6.67米，作于1921年。《江山秋霁图》长9米，作于1923年，分别由樊樊山、陈宝琛题图，两图之左有闵尔昌与周树模、郭曾炘、冒广生、左笏卿、郭则酒、路朝銮、陈士廉、丁传靖、吴宝彝等当时的众多社会名流的题跋，贵为画中精品。
下一名人：何震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