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振黄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镇江第六中学担任生物学教员。他逐渐认识到农业的基础是生物学，如果中国的生物学发展不起来，中国的农业便无从改进。任何学科要由基础开始学，才能学好，于是他便决定改学生物学，1921年考入东南大学生物系。由于经济困难，他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兼任生物学教员，勤工俭学，读完大学。
1925年东南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澄衷中学任生物学教员，并兼任吴淞中国公学教员。在教学中他仍感自己学识之不足，于是1925年夏季自费去美国留学。靠勤工俭学和省吃俭用省下来的一点钱，以及他母亲筹借和做小生意的叔叔资助凑的一些钱，才勉强够去美国的路费。在美国初期，他靠半工半读维持生活。在每一处学习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能否在当地找到工作，维持生活。192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1926年1月转到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在鱼类学家D.S.乔顿(Jordan）博士的指导下从事鱼类分类学研究。1927年与鱼类学家B.W.埃弗曼(Evermann）合作共同研究中国华东鱼类的分类，并发表了一个鱼类新种——产自中国浙江温州的秉氏鼬鲨(HemigaleuspingiEvermann&Shou，1927），这是中国动物学家首次发表的有关中国鱼类分类的论文。乔顿博士是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美国鱼类学家多出自他的门下。当时乔顿博士已年迈，但仍到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在导师的指导与熏陶下，寿振黄受益匪浅，他终生贯彻这种治学精神。
1926年8月他又到霍普金斯(Hopkins）海滨生物研究所从事甲壳类生活史研究，当年写出论文，获硕士学位。
1926年得到清华大学的奖学金资助。凭他当时的业务基础和勤奋精神，他是有条件继续读博士学位的。但是，他在专业已入门的基础上，立志要把脊椎动物学的全部理论与研究技术学到手，移植回中国，创建中国的脊椎动物学，他决定不再读学位，又回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鸟类学和兽类学研究。1927年他在美国发表有关中国福建省鸟类的论文，是中国科学家发表的第一篇有关中国鸟类学的论文。1927年6～10月他先后到美国费城、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等地的大学和博物馆参观，学习博物馆陈列和标本制作技术。
1928年初回国，应聘到清华大学生物系任讲师，从事脊椎动物学教学工作，后晋职教授。直至1936年1月，长达8年之久。
为了能开展脊椎动物学的研究工作，他除了在清华大学任教外，1928年10月又到由秉志和胡先骕等领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担任动物部技师。直到1941年日美太平洋战争开始的前夕，他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了13年，这是他早期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1936年1月～9月曾作为访问学者去欧洲访问，使他的学识又有所补充与更新。
由于物价日益高涨，为了能够维持5口之家的生活，1938年9月开始，他在北平中国大学生物系教书，直至1947年8月，共9年。最初是兼任讲师，1941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关闭后，1942年开始担任名誉教授。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他又在北平的北京大学生物系任讲师。1943年秋至1945年8月他又在北京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脊椎动物研究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至1946年8月曾任北京市政府社会局技正，兼任代科长。1946年9月至1947年8月任北京地质调查所技正，从事古脊椎动物研究。
1947年9月迁居到上海。在中央水产实验所任技正，兼任所长；并曾先后兼任复旦大学生物系和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随中央水产实验所由上海迁到青岛。1950年9月应聘到北京辅仁大学生物系任教授。1950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后改称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应聘担任委员。1952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任研究员。1953年1月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改建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后又扩大成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和兽类研究组组长。1962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与昆虫研究所合并，寿振黄任研究员、动物生态研究室主任、副所长，一直到1964年7月5日逝世。
寿振黄为中国脊椎动物研究工作的开拓奋斗终生。他一生中许多宝贵的工作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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