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勉良
民国22年6月，勉良开始接受革命教育，并由叶挺鹏、王勤聪两人介绍参加革命队伍。先后在龟岭半山和临近家乡的浙江平阳县(今苍南县)岗头、温州窟一带活动，秘密带动黄忠钊、张国绥等15名青年参加革命。
民国23年春，勉良任上东区筹备财政小组长。同林老阙到平阳县(今苍南县)南宋洋、矾山一带开辟边区。在陈辉读率领的地方游击队配合下，他同林老阙等人夜袭埔坪街，打进土豪李广茂布店，筹到革命经费(白银500元)。是年8月，到麻竹和米粉坑、枫树坪、三百丘、拱桥内等地，化装为商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翌年春，勉良先后到熊岭、梨美和平阳(今苍南)上港村，3次参加打土豪、筹财政的战斗，经受了革命斗争的洗礼。
民国25年，勉良任前矾区人民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负责前矾区秘密联络站工作。在岭头村枫树坪以经营豆腐作坊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翌年农历正月初四，国民党前岐民团包围联络站，搜捕前矾区委组织委员林桂程。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勉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掩护林躲藏后便挺身而出，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折磨，仍保守党的秘密，亦未暴露身份。他被关1个多月，敌人始终得不到证据。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方获保释。
勉良出狱后，在家治伤3个多月。他不顾伤势未愈，亦不顾父母受株连，毅然出走，继续参加地下革命活动。不久，其父被捕，敌人声言，只要把勉良找回来，便可出狱。但其父坚贞不屈，忍受敌人酷刑折磨。数月后获保外就医，但因伤势过重，不久便去世。当时勉良隐蔽在家乡附近，为了革命却不能回家探望，也不能为其父送终。敌人拆了他家房子，家里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敌人的暴行更加坚定了勉良革命到底的决心。民国26年7月，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勉良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民国27～29年，他先后参加中共鼎平县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和中共浙南特委在平阳北港举办的党训班，学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期间，他继续坚持在闽浙边区的藻溪、温州窟、龙头埯、岭头、米粉坑、岗头村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发展了林宏济、李若西、林书全、黄礼注等一批中共党员。
民国30年初，勉良参加中共浙南特委举办的军事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被分配到中共青景丽县委机关工作。同年7月，调到闽浙边区管财经工作，跟随郑丹甫、任曼君同国民党当局顽固派进行斗争。
在“隐蔽精干”时期，勉良同郑衍宗等人到南麂等岛屿做瓦解乌军工作。后转移到店下筼筜继续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同年冬，同郑衍宗、王烈评等人打入北关岛大刀会内部做宣传教育工作，收缴到50多支步枪和1挺机枪。
民国35年11月，勉良任中共泰平区区委书记，恢复和发展30多个党支部，并开展农民文化教育工作，将泰平区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民国37年，他组织军民击退敌人一个连的进攻。同年12月，带领150名赤卫队员，配合浙南游击纵队，参加攻克泰顺县城的战斗。翌年4月，勉良任中共鼎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其间，领导矾山矿工开展反矾霸、反饥饿的斗争。并参加策划争取国民党前岐镇镇长李永耀的起义工作，获得成功。5月28日，勉良率鼎平游击队接收李永耀放下的武器，随即进驻前岐，和平解放前岐镇。接着，他带领中共鼎平县委机关人员到前岐，发动当地群众做好迎接福鼎解放的工作，并筹集粮草，组织船只，配合浙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第二大队追歼海上逃敌，攻打巽城。当年8月，勉良调任中共福鼎县委常委兼-部部长，带领县-工作宣传队下乡宣传演出，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
勉良心系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学会用青草药为革命老区群众治病，并以郎中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同福鼎、苍南、泰顺革命老区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勉良历任中共福鼎县委常委兼县农会主席，中共福安地委委员、中共柘荣县委书记，福鼎县委-、书记、副书记兼县长等职。在福鼎任职期间，他于1956年领导完成全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9年兼任县长时，组织5000多人修建了吉坑水库。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贯彻“冬种自由一季”的政策，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缓解了粮食紧缺局面。并同县其他领导成员认真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纠正了“一平二调”和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为“反右倾”、整风、整社中受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同时放宽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使粮食生产逐年增长。1963年冬，全县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
“文革”中，勉良被诬为“叛徒”、“福鼎土皇帝”，隔离审查、受批斗达3年之久。粉碎--集团后，于1981年11月得到彻底平反。他被调任福建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勉良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为政清廉。他经常深入老区，帮助老区人民克服困难，在物资、资金等方面支持福鼎老区建设。并且继续为人治病。直至退出领导岗位后，仍不顾年老体弱，关心福鼎直至全省的老区建设。
1993年3月16日，勉良在福州病逝，终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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