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芳
子芳8岁入银江小学读书，因父母早逝，家境日蹙，中途辍学。民国12年(1923年)，子芳跟随乡亲旅居菲律宾马尼拉，先在店铺里当学徒，后入中西学校半工半读。旅菲期间，正值国内大革命蓬勃发展，子芳在海外阅读许多进步书报，萌生报国救国大志。
民国16年，子芳毅然回归祖国，一面继续求学，一面寻找革命道路，先后入县城(今泉州市区)培元、晋中和黎明高中读书。在校期间，子芳经常与同学评论时事，批判社会腐败现象，参加-，传阅革命书刊，被学校当局视为“过激派”，被“劝退”出校门。
民国19年，子芳离开黎明高中，到泉州东郊法江小学任教。他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有益活动，出版不定期小刊物《竹芽》，宣传革命道理，揭露黑暗社会的罪恶，同时指导学生成立自治会。子芳的进步活动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行动受监视而-离开泉州。子芳一度到南京大学当旁听生，课余大量阅读革命书刊。不久，返回福建，在厦门鼓浪屿参加中共地下活动，并加入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
民国21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城。5月，经厦门互济会介绍，子芳赶至漳州石码参加红军；6月，随东路军进入中央苏区。他先后被分配在红四军组织部和红一军团组织部担任干事，经过第四次反“围剿”激烈战斗的锻炼与考验，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3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子芳跟随大军，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征途中，他尽力帮助战友克服各种困难，或搀扶战友行进，或为战友背行装、打草鞋。同时，还时常利用空隙时间给战友讲解天文、地理、历史、航海等知识，丰富和活跃紧张艰苦的行军作战生活。同志们雅称他为“大学生”。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子芳先后被提升为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并当选为军团党委候补委员。子芳有广博的学识和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在部队高级干部文化、理论考试中，他的成绩经常与红一师师长陈赓同列榜首，有一次还得到110分——因为成绩特别优秀，主持考试和评卷工作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邓小平特别嘉奖10分。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8省游击队奉命整编为新四军，时子芳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民国26年冬，他带领一批干部从延安到达武汉，投入组建新四军的紧张工作。当时，军政治部正、副主任袁国才、邓子恢尚未到职，子芳除参与全军的组建工作外，还着重担负筹组政治部及其所属各部的一切事宜。子芳对工作一丝不苟，一方面严格要求干部执行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又放手让干部大胆工作。他知人善任，关心爱护同志，特别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身为高级干部，但毫无架子，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正派。对待犯错误干部，总是耐心细致地启发帮助。对于来访人员，一概热情接待，细心倾听意见。
民国27年冬，全国抗战形势有新的发展，许多爱国青年工人和学生纷纷投奔新四军。子芳认真配合教导队各级干部，对新入伍的爱国青年进行培训。为发展抗日力量培养一批又一批干部。
民国30年1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前，子芳因阑尾炎手术不久，且患有较严重的肺病，军部领导曾两次决定他与其他体弱的同志先行过江，但他坚持要与部队一起行动。当时，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遭到国民党8万重兵的包围阻击，形势极其严竣。在7天7夜的恶战中，子芳始终强扶病体，与部队一起冲杀。当战斗到最后关头，叶挺军长下令分散突围，子芳指示战斗人员“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夺血路而走。”1月13日，子芳与部下10多人，从被围困的石井坑向外突围。但因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步履维艰，未能逃出虎口，与几个警卫人员不幸被俘。子芳初与叶挺军长等新四军数百名指战员被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后又与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黄诚等10余位干部被转押至石底监狱。
在石底监狱，子芳组织狱中党支部，被推选为支部书记，领导同难战友开展不屈不挠的狱中斗争。他主张越狱，出去后“使得我们能够为党、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是年深秋，狱中党支部组织3位同难战友先行越狱失败后，敌人管制更紧。子芳与黄诚及廖振文、胡宗德均被钉上脚镣。敌人为了切断子芳、黄诚对狱中同难战友的联系和影响，将其他被俘人员转押至“周田训练班”。民国31年5月，日军大举进逼浙赣线，国民党顽固派决定将上饶集中营迁往福建。大转移前，顽固派采用食物下毒的卑鄙手段，将子芳和黄诚等人残杀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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