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忠
曾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理学院院长。1957年起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962年五月梅校长因病逝世，先生代理校长至1965年真除。在校期间恢复大学部，设核子工程、数学、物理和化学四个学系。五十八年退休。
先生生平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陈可忠，生于1899年10月25日，福建闽县胪雷村（今属福州市仓山区）人。父母早逝，兄弟共四人，陈可忠最幼。在兄长们的支持下，1914年陈可忠考入上海南洋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二年级。1920年陈可忠于清华学校毕业，获公费资送美国留学，是为清华庚申级，同学中有陈岱孙、萨本铁、曾昭抡、萧公权等。留美六年，陈可忠先后于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1925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作为我国早期化学学者，陈可忠对于引进西方近代化学，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最早的科学活动，可追溯到美国留学时期。1924年4月，留美学生庄长恭、王箴等发起成立中华化学会，陈可忠等9人为征求会员委员会委员，负责联络海内外热心者共同推进会务。次年6月1日，中华化学会在美国正式成立，有留美学生数十人参加，这是中国最早的化学团体之一。
1926年9月，陈可忠由美国完成学业回国，被广州的中山大学聘为教授，在理学院化学系讲授有机化学。陈可忠在校内极力倡导树立研究风气，最早申请开辟了教授专用实验室，长日留校从事教学实验。1930年一年中完成两篇关于辨认有机酸的研究论文，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与年刊中宣读发表。在陈可忠的努力下，中山大学成为当时与北平的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并驾齐驱的化学研究中心之一。1931年4月，陈可忠因患肺病离粤易地疗养，同时南京方面因曾昭抡改就北京大学之聘，使两地的研究暂时停顿，于是北平成为全国化学研究的唯一中心，这种局面直到1934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在上海改组之后才有所改观。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科学界人士“深知外侮日亟，挽救危亡，非群起奋斗不为功”。1932年8月，教育部采纳时任国立编译馆自然组主任陈可忠的建议在南京召开全国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三大问题，共有53名化学学者参加。开会之中，群情激奋，深感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咸期各以所长，贡献国家而日臻自强之域”，于是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化学会。科学家行事，条理加上毅力，功效极高，几天之中，他们草拟了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确定了创办会刊、组织专门委员会等重要事项。8月4日，中国化学会宣告正式成立，陈可忠与陈裕光、吴承洛、王琎、曾昭抡、郑贞文等共11人当选为理事，又与曾昭抡、萨本铁、高崇熙等共7人被推为会刊《中国化学会会志》的。中国化学会是我国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化学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主持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是政府设立的国家级图书编译机构。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大量的外国科学书籍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涌现了许多官方的及民间的翻译出版机构。民国时期沿袭清廷旧规，也设立了政府编译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32年6月14日正式成立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直属教育部，掌理关于学术文化书籍及教科图书的编译与教科书教学设备的审查事宜。
国立编译馆的首任馆长为生物学家辛树帜，馆内主要设自然、人文两组，陈可忠任自然组主任兼专任编审。1936年7月，陈可忠继任馆长。1942年1月，国立编译馆实施改组扩大，由教育部长陈立夫亲自兼任馆长，陈可忠转任副馆长。1944年2月，陈立夫辞去馆长兼职，陈可忠复任馆长。1948年5月，陈可忠辞职离任。从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至1948年，陈可忠长期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其间执掌国立编译馆达十二年之久。
国立编译馆各项工作中最可称道的是其对科学术语译名统一的领导与推动。随着各学科文献翻译量的增多，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译名统一的重要性：“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科学》发刊词，1915年）早期的译名统一工作主要由个别学者或学术团体进行，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在编订、统一、推广译名上具有了权威性，编译馆制定了详尽的编订译名计划，成立译名委员会各学科组，与各民间学会、协会密切合作，先后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80个学科领域的译名审定统一工作。统一公布的名词，由编译馆正式出版付印为图书的有《化学命名原则》、《药学名词》、《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矿物学名词》、《细菌学免疫学名词》、《数学名词》及《社会学名词》、《经济学名词》等20余种。作为化学专家，陈可忠以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亲自参与了化学译名的审订。这些工作在翻译传播外国先进科学知识和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审定公布的许多科学译名一直沿用至今。
抗战期间，国立编译馆内迁重庆，陈可忠与避居江津的陈独秀曾有一段特别的交往。1939年，编译馆向陈独秀约编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稿，并预支稿费五千元，这对于陈独秀当时清苦的生活不啻是一大帮助。陈独秀晚年以乡居老病之身，投入几乎全部精力研究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一书。陈独秀对这部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书稿非常看重，一再请陈可忠向陈立夫及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编译馆所编书籍多由商务出版）交涉，希望能够尽早付印，但由于陈立夫等作梗，此书一直未能出版。不得已，陈可忠应陈独秀的要求由编译馆油印了五十份用于分送学界友好和各文化机构，遗憾的是陈独秀连油印本也未见到就于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病逝了。
出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1948年5月，陈可忠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代理校长，8月任校长。这是陈可忠第二次任职于中山大学，但其时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校内风潮不断。应陈可忠之邀南下到中山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在广州这半年，我们开始有身世飘零之感。”这或许也是陈可忠当时心境的一个写照。1949年6月，陈可忠辞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
不久陈可忠转赴台湾，受聘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后出任理学院院长。当时台湾师范大学除了陈可忠掌理理学院，文学院院长梁实秋和教育学院院长田培林亦俱称一时之选，三院院长阵容的坚强，是当时师大最引以为豪的事。原本藉藉无名的师大也自此发展成为公认学术水准很高的大学。
1956年1月，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处在台北成立，陈可忠被聘为主任，清华在台复校工作由此开始。当年9月，即招考原子科学研究所首届研究生。次年秋季开始在新竹校址上课。新竹清华大学成立后，陈可忠即出任教务长，并一度兼任原子科学研究所所长。1962年5月19日，任清华校长达三十一年之久的梅贻琦在台北病逝，陈可忠代理清华大学校务。1965年1月正式任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69年7月退休。
新竹清华大学初期只原子科学研究所一所，1962年夏，始在原科所外增设数学研究所，后又分别于1966年、1968年增设物理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并设立物理研究所博士班。1964年，新竹清华大学恢复大学部，到1966年先后设置核子工程、数学、物理和化学四个学系。在陈可忠掌理校务期间，通过不断的滋长扩大，新竹清华大学逐渐成为具有理工特色的较为完整之大学。
陈可忠晚年定居美国，1992年2月17日清晨安然瞑逝于宾州兰得斯维镇家中，享年93岁。
陈可忠故居陈可忠故居位于陈绍宽故居北面，四面砖构封火墙，石框大门，入门有一插屏门，经天井进厅堂，厅堂进深5柱，面宽7间，单进，单层，东、西厢房带有火墙弄，东、西披榭为两层，是福州传统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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