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蔚明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我订的《武汉日报》送来，我一边看报，一边流下热泪，还捏起拳头捶打桌子。我痛恨日本鬼子侵略，又为中-队奋起而激动。强烈的爱和恨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使我决心把青春、热血献给抗战。同年九月，我考取教导总队，当上一名上等兵，开始军旅生活，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城破之日，奉命撤出城外，原本军纪严明的战斗集体已变成一盘散沙，官兵各自逃生。我在南京下关、八卦洲两次渡江才得以生还。
未参军之前，谢蔚明的表兄徐良复，任亚细亚油栈“华人总管”，也就是买办，他好不容易替谢蔚明弄到了一份看管仓库的工作，月薪16元大洋，可谓不低。但是，强烈的爱国热情促使他放弃了这份工作，报名参军了，毕业于黄埔军校16期，两年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由于国民党高层的错误指挥，南京保卫战只坚持7天，在并未城陷的情况下下令撤退，导致自相践踏。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逃难中，谢蔚明幸运地逃生。他在另一篇自传散文《亦忧亦喜话平生》中这样描写当时场景：“城破之日，奉命突围，先后从下关、八卦洲鲜血染红的江面和浮尸中，在敌舰监视下突围逃生。”谢蔚明在2000年写成的《我所亲历的-》一文中，他对当时的描述更加详细：
“八一三”淞沪抗战揭开全面抗战序幕。一个月后，我带着抗日救亡的热情走上东战场，在南京教导总队入伍，当上一名新兵，时年20岁。我所在的连队担任南京太平门到中山门一线防务，士气高昂，下定决心要与阵地共存亡。不料12月12日夜晚，突然奉命撤出防区，从和平门城头缒城下到城外。一墙之隔，改变了人际关系，在城内，军纪严明的战斗集体，一到城外，变成一盘散沙，谁也顾不得谁。我成了失群的孤雁随着人流涌向下关江边。天色微明，拥塞在下关数不清的官兵，万头攒动。我碰上连队一伙伴，彼此合作找来一些木料，绑成木筏，放流大江，目的地是北岸浦口。
我们错把八卦洲当成浦口，刚刚放弃木筏上岸，猛然机关枪声大作，枪弹当头掠过。原来是一艘日本军舰飞速开来，一边航行一边开动机枪，我身旁的士兵下巴中弹流血不止。
谢蔚明在八卦洲上躲避了数天，无法脱身。而且，日军已经发现了八卦洲上藏有大量中国官兵，派军舰严密监视江面，每到夜晚，敌舰就启动探照灯，一旦发现有人0，就用机抢扫射，中弹而亡者惨不忍睹。在此文中，谢蔚明进一步描述了自己逃生的经过：
一天夜晚，大雾弥天，我忽然发现一条民船停在江边，船上坐着二三十个军人，人多船搁在岸边开不动。船上军人要我把船推动，作为上船的条件。我不顾寒夜水冷推船，等到江水浸到颈脖子，船动了。船上的人将我拉上船，老船夫摇动双桨驶向江心，最紧张是穿越敌舰-线。天光明亮时分，我踏上苏皖两省交界的土地。后来听说，日本侵略者登上八卦洲烧杀掠夺，所有被俘军人在江边站队，用机抢扫射，然后沉尸江中。
就这样，谢蔚明奇迹般地脱险了，非常幸运。1940年，谢蔚明受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委派，任战地记者，开始他了长达四十余年的记者生涯。抗战胜利后，谢蔚明历任中央社汉口分社，南京《和平日报》、《每日晚报》采访部负责人。1946年，由于工作关系，他参加了对日军战犯的审判。在法庭上，谢蔚明听得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一位中国士兵的证词。在南京保卫战中城破被俘的5万中-人，被双手-，押送到燕子矶的低洼地。日军在山地高处的多架机关枪构成火力网，同时扫射，5万人，就这样没了。这位士兵应声倒在别人的尸体下边，由此幸免一难。他这样写道：
平生最大的快事，是1946年有幸参加-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亲眼看到-首开杀戒的日寇师团长谷寿夫出庭受审。回想南京城破之日我死里逃生，险此作了日寇刀下鬼，现在我是法庭记者席上的座上客，目睹谷寿夫接受正义审判，最后押赴雨花台饮弹毙命的可耻下场。由此想起秋瑾烈士感时伤世吟下的“磨刀有日快恩仇”诗句，我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昭雪国耻，感到莫大欣慰。
1949年，谢蔚明进入《文汇报》报社任记者。在“文革”中，由于他曾加入国民党的经历，先是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升级为-，在北大荒劳动改造近二十年。当时，由于生活所迫，他的妻子只好把年幼的女儿寄养在亲戚家里，艰难度日。而他自己音讯全无，简直像是人间蒸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谢蔚明平反返沪，就连寻找自己的孩子都费了很大的力气。他再次进入《文汇报》社，创办《文汇月刊》并任副主编，后被评为高级记者，离休后一直活到92岁，于2008年初去世。谢蔚明重视乡情，生前多次回到家乡水圩，新书出版后亦向老家的亲友寄赠。由于他长期在文汇报社工作，与现代著名文化人如周作人、黄永玉、梅兰芳、郭沫若、唐弢、巴金、夏衍、苏青、梁思成等多有交往，著有《那些人那些事》等五部，有较高的文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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