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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章

  陈云章(1911—2004.11.11),学者,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历任省第九职业学校校长兼常德《新潮日报》社长,湖南省议员,南京水利学院、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四、五、六届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
  人物生平
  1911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其父陈天倪为著名学者,193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省第九职业学校校长兼常德《新潮日报》社长,筹款募捐,自主抗日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赴长沙买下实务学堂旧址所在地,创办中原建筑公司。1946年,陈云章担任省参议员,毅然以呼吁和平为己任,奔走呼号,逐步走上反对-统治的民主进步道路。解放战争后期,陈云章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起义,他的私人公寓三贵街17号成为中共湖南省工委策反组联络点,寓所西楼曾作为“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的秘密活动据点。
  解放后,陈云章回归教育事业,先后在南京水利学院、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授,任四、五、六届湖南省政协常委。1989年3月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
  履历
  创办中原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1945年9月,陈云章买舟南下,到长沙创立中原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当时手头并不宽裕,途经桃源、常德等地,得到唐伯球(省参议会副议长)等支持,筹集了资金。一到长沙,租用几间旧房,挂上招牌,即开展营业。长沙经过文夕大火和四次大会战,市容全毁。百废待兴中,首要的是基建。陈老是学土木建筑的,他抓住了这个机遇,运用灵活的经营方式和诚信服务的原则,工程不论大小,一概都接。施工技术员多是他在九职任校长时毕业的学生。像这样的正规营造公司(建筑公司)当时在长沙是不多的。由于经营得法,到1947年,中原公司在中山西路修建了一栋两层红砖的西式办公楼,楼前还有一大片空地作以后发展之用。同时,在靠近公司办公楼的三贵街,也建起了一栋两层红砖的西式住宅,并有汽车和人力包车的停车房。他的汽车虽只是一部美式军用吉普,但当时的湖大校长和省府厅长,都没有这样的交通工具。公司奠定了基础以后,随即筹办建筑材料制造厂。他从美国购进了锯木机器和其他设备,由于时局急转直下,没有来得及投产,长沙就解放了。1950年,那些设备还一直搁置在空坪上。陈老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曾从事新闻工作、工程技术工作和教育工作。创办企业,是他大胆的尝试。他是湖南知识分子中下海较早的人,也是成功者。1946年,他被选为湖南省工业会理事长、全国总工业会常务理事。解放前后,他曾和王健夫闲谈说起,他的资产值是20多万银元(不知是不是包括他的几处房产)。
  参政议政
  1946年冬,陈云章通过竞选当上省参议员,不久又当选为省工业会理事长和全国总工业会常务理事。当时内战已迫在眉睫,湖南省、市工农商六团体成立联谊会,他被推选为第一负责人。湖南省、市51团体成立和平促进会,他当选为主席。
  湖南和平起义
  由于陈云章的地位与头衔,与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少不得有来往,同时,他又是有胆有识、思想进步、颇具号召力的民众领袖。因此,他成了沟通地下党与国民党进步势力的桥梁人物。他不是共产党员,为了湖南的和平,他愿意为党的工作,三贵街再度注入新的生命。他的中原公司和他的私宅,就成了地下党领导人秘密-的场所。省工委的一些负责人如余志宏, 涂西畴等就是通过陈云章与国民党军政要员如文于一、蔡杞材等取得联系的。
  为了实现和平解放,陈云章不但在言行道义上给予支持,在经济上也给予帮助。当他得知地下党经费有困难时,便在工业界筹措了“地下”经费4000余元,存于蔡惠圃的友林药房,由省工委专人支取。把扣留三艘外轮货物拍卖所得的3万余元做“地上”经费,供国民党起义部队使用。
  轶事典故
  铮铮铁骨,为民奔走
  1948年初,国民党中央委员刘文岛以特派员的身份来湖南干预地方-选举,陈云章对此极为不满。在与刘文岛交涉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乃至动手。此事国内诸多报纸刊登,香港《大公报》以“湖南民主斗士陈云章”为题,在显著位置作了详尽的报道,美国的一些报刊也转载了这条消息。1948年秋,国民党内战频频失利,于是密令各地央行,将库存的黄金、白银运往上海,伺机运往台湾。陈云章以其合法身份,召集省、市工农商六团体会议,旋即带领人马,封存了湖南央行的金库。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成立“戡乱委员会”。在省参议会上,陈云章带头发难,语惊四座:“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了和平,国民党即便投降也在所不惜。”他的这些言行,使统治者十分震怒,派遣特务多人来中原公司他的私宅进行暗杀,几乎丧命!然而,为了和平,他义无反顾。
  梁启超墨宝完璧归赵
  戊戌维新后25年(1922年),梁启超应当时省长赵恒惕的邀请来长沙,由曾经当过梁的秘书李肖聃(李淑一的父亲)作陪,重游时务学堂。当时时务学堂已归湘潭一个姓言的老板。言老板听说维新派风云人物梁启超要来,立刻笔墨侍侯。梁启超睹物思人,潸然泪下,写下“时务学堂故址”六个大字。 抗战期间,长沙城几乎毁于“文夕大火”,时务学堂也难逃劫数,成了废墟一片。幸得言老板在大火前夕将梁启超亲题的“时务学堂故址”墨宝转藏于湘潭才得以幸免。
  解放后,为了安全起见,陈云章把墨宝寄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他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在“文革”期间却反成了冲击他的“罪证”。但他浩然正气,不畏强势,相信真理,不看大字报,不写大字报,不写诬陷他人的材料。“文革”后,陈云章去湖南大学图书馆询问墨宝时,却被告之不知去向,当时经手的馆长已在“文革”期间被破孩致死。就在几乎绝望之时,他意外地获知,原来湖大图书馆将这一国家级文物又转存到省博物馆。几经交涉和落实政策后,墨宝终于物归原主,回到了陈云章的手中。墨宝经历了六七十年的人世沧桑,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真可谓苍天保佑!
  墨宝的文物价值早已为世人所知,海外的收藏家愿出高价收买,陈云章坚决不允。他毅然将这一国家级文物捐献给湖南大学,其中原因虽较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戊戌维新失败后,时务学堂改名为求实书院,4年后,岳麓书院改名为湖南高等学堂,求实书院随之并入,定名湖南大学。梁启超的墨宝放在湖大图书馆保存,应该是最佳的选择。他在湖南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泰籍华人罗武子,出重金在岳麓书院后门建一纪念亭“时务轩”,将“时务学堂故址”碑嵌入其中,以供世人瞩目。
  富有传奇色彩的“一捉一放”
  1951年春,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开始了。有历史问题的人忐忑不安,是可理解的。但无党派的陈老突然被抓,却出乎人的意外,特别是王健夫,顿时惊恐万状。王健夫解放前曾掩护地下党员,也有几个进步朋友,但历史比较复杂,特别是与霍揆彰(1901-1953,湖南酃县[今炎陵]人,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关系密切。陈老被捕后几天,王健夫服-自杀。长沙市人民政府和市法院针对王健夫的死,当时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组,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认为他没有-行为,财产全部发还,并下发了正式文件。以此看来,王健夫是完全可以不死的。
  陈老的捉放过程,有一点戏剧性。当时长沙市-局长王丕敏听人说,陈老很有钱,美钞夹在书内,金条沉在井中,突然把陈老抓进牢房,把书全部运走,井口加以封闭。陈老先是关在左局街派出所内。同被关押的人,大都是长沙市工商业者,很多是熟人,他们见到陈老,笑着说:“你不是共产党吗?怎么也进来了?”但毕竟是熟人,还是互相关心的,随即就安慰陈老:“我们都是因为有钱才到这里来的。不要紧,花点钱,就出去了。”果然,不过三、四天,那些人都出去了(王丕敏案结束以后,他所0的钱,政府全都退还了原主)。可是对陈老,既没有“罚”钱,也没有问案,而是把他转押到市法院。这下陈老可紧张了。到市法院,仍是一样,既不提审,也不叫他劳动,这更使陈老恐惧和不安。他胡思乱想,认定是判了死刑。在绝望和悲愤中,他想留下几句遗言。这时,他皮肤上的疮疤发炎,有红药水和棉签,于是就利用棉签蘸着红药水在草纸上写了两首绝命诗。一首给夫人,另一首自伤,诗是这样的,“千思百虑尽成空,九死宁辞此一生。理应沉江依屈子,伤心无主可称臣。”此诗反映了陈老当时的心情,也是很多蒙冤受屈的民主人士心态的一个缩影。
  1952年,长沙市-长王丕敏因严重违法乱纪而被枪决。一天,一位干部通知他:“陈先生你自由了,今天在招待所住一晚,明天有人来接你。”第二天,陈老的夫人和省委-部的几个同志将陈老接回了家。陈老入狱近两年,既没有过堂问讯,也没有强制劳动,算是虚惊了一场。
  与清末帝溥仪的交往
  陈老曾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开会时,曾和溥仪有所接触。他对溥仪说:“我做过你三天臣民。”陈老出生在辛亥革命前三天,那时是宣统三年。如此说来,陈云章先生真算是三朝元老了。陈老一生,胸襟豁达,豪爽热肠,嫉恶如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出入政界而没有一官半职(九职校长、省参议员,都没有级别,那时都不算官),在党派纷争中他毫不沾边而特立独行,亦可谓奇人矣。
  其它
  陈老与夫人德芬女士感情甚笃。上世纪六十年代,陈夫人患病,在长沙久治无效,陈老伴妻去北京求医。陈夫人在北京去世后,陈老将其遗体运回长沙安葬。陈老为人豪爽,但生活检点,从无绯闻,封房时,年纪还不到六十。
  陈老是位美食家,但只喜欢湘菜,特别对红烧肘子,情有独钟。常人说,动物脂肪吃多了不利于健康。陈老享年94岁,谢世并不是由于心血管疾病。看来饮食也是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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