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城南书院
乾道元年（1165），张栻开始在这里授徒传业。城南书院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或议论时政，对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使之成为“昔贤过化之地，兰芷升庭，杞梓入室，则又湘中子弟争来讲学之区也”。
书院旧址宽阔，屋宇引所、基地园土26处。书院有监院、讲堂、书房等六斋。另设纳湖、月榭、卷云亭、所雨舫、采菱舟、养蒙轩、丽泽堂、禁蛙池等10处景点。乾道三年（1167），朱熹自闽来访，与张栻会讲于岳麓、城南二院，这次会讲，盛况空前，长沙古城，万人空巷。在剑拔弩张的辩难中，湖湘学派与闽学两派得以互相取长补短，交融互通。思想冲撞产生的穿透力，拨开了萦绕在彼此观念上的重重迷雾。之后，湖湘学术的繁荣和理学的发展，也从这座庭院出发，开出了一条光彩夺目的航道。
会讲之余，朱熹与张栻各有唱和诗10首。纳湖位处后山妙高峰，月榭在纳湖旁，张栻《月榭》诗有“危栏明倒影，面面涌金波”句。听雨舫、采菱舟在纳湖中间，丽泽堂亦在纳湖旁，朱熹《丽泽堂》诗有“堂前湖水深”句。禁蛙池在今艺术楼所在地，相传张栻夜读时，蛙鸣心烦，投砚入池，蛙声便止，故称之为“禁蛙池”。劳崇光在《城南书院赋》中有这样的描绘：“物态凝眸而盎盎，千古灵区；弦歌入听仅雍雍，一方雅化。”朱张会讲成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佳话，也因此有了妙高峰下、湘江东岸那个月迷津渡的古渡口——朱张渡。
张栻逝世（1180）后100来年，随着南宋的崩溃，曾经盛极一时的城南书院在元代成了僧寺。到了明朝，又经历了几度兴废。正德二年（1507），参议吴世忠、学道陈凤梧协谋进行了修复。后并入吉王府。嘉靖四十二年（1563），推官翟台“作堂三楹”，再次进行了修复。万历六年（1578）复废。
城南书院在明朝虽经两次修缮，但规模缩小了。至清康熙年间，屡次修复，但艰于集资，未能实施。雍正十一年（1733），与“岳麓”共享帑金1000两，同称省城书院，然只在长沙府招生。乾隆十年（1745）巡抚杨锡绂以岳麓书院隔江，“每校课为风涛所阻”，就南门内天心阁下旧署改建，仍名“城南”，辟御书楼、礼殿、讲堂及正谊、主敬、进德、存诚、居业、明道6斋，共84间，藏书数于卷，移“岳麓”生童肄业其中。乾隆二十一年（1756），巡抚陈宏谋复移生员于“岳麓”，留童生及新生于“城南”。道光二年（1822），为“远尘俗之嚣，聆清幽之胜，踵先贤之迹，兴尚友之思”，巡抚左辅等迁返妙高峰旧址，宋时“十景”“举其六”，建山长居、监院署、文星楼等，修南轩祠以祀张栻，辟六斋等共120间，“堂构整齐，斋房栉比，规模视昔十倍”。又增购图书至10555卷，改为“通省肄业之地”，内外学正、附课生额扩为138名，与“岳麓”相等。道光皇帝又御赐“丽泽风长”额，以为表彰。左辅亲撰记以明其“仰希古哲”之意，诫诸生“履先贤之居，求先贤之学”，成为“经明行修，立体备用”之士，后巡抚嵩莲航制订了学院章程。寂然500多年的城南书院又成了湖南的最大书院之一。《城南书院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城南之肇自有宋，与岳麓先相等，其隔江对峙，各藉先贤之声以俱永，亦遥遥相望。”这时离张栻逝去已642年。然而，此时的城南书院再度以“文人日盛”，山长如贺熙龄、余正焕、胡达源、何绍基、郭嵩焘、王先谦等走进悬挂着“丽泽风长”的御匾的大门，讲学人多汉宋并重，尤重经济之学，造就人才甚众，最著者有曾国藩、李元度、黄兴等。
光绪二十九年（1903），巡抚赵尔巽改城南书院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次年改称中路师范学堂。1912年，改名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杨昌济、徐特立、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郭亮、李维汉、萧三等先后在此学习、工作或从事革命活动。1949年后，毛泽东题“第一师范”校名，1968年依1912年原貌复建。今继续办学，并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的妙高峰下，城南书院旧址已被著名的湖南第一师范的别致校舍所替代，那些典雅的欧式建筑，本能地将它从传统文化中剥离出来。它内部的陈设，如果不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观察，而仅仅从革命的角度去看它，可以说无可挑剔。毛泽东当年读书的桌子、睡过的床铺、用过的阅览室、搞过活动的大礼堂，甚至进行冷水浴的水井，在陈列布局的细节上处理得恰到好处。明媚的阳光，尽现革命的灵性与辉煌。在这样神圣庄严的地方，想要从革命文物的背后，寻找更遥远一点的历史文物，哪怕是残砖碎瓦、只字片言，都需要有足够的考古知识和历史知识作支撑。无论如何，这座曾经名动京城，雍正赐帑，道光赐匾，张栻、何绍基、王先谦等文化巨匠讲学的古代文化殿堂，已从精神上被崭新时代勾销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历史是一个不断覆盖的过程，革命文物与历史文物如何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