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燕
早年家贫好学。二十四五岁时,即鄙弃举业。筑室韶州武水西,书斋名为“二十七松堂”。破产买书数百卷,专心研究经史。他远走羊城,到藏书家中刻苦攻读。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发觉古人之书糟粕不少。决心深入实际,转而别学。他把“天地万物”看作“无字书”,是人们取之不尽的活学问。必须不囿于前人成说,才能另辟蹊径,道别人所未道,自成一家。
素善经世之论,创见迭出。他认为汤武篡弑,是“顺乎天而应乎人”,故“汤武之为君,篡弑而勿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术无异”。只不过明“巧”秦“拙”,而“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他还特别强调:六经之“理”,具于未有文字之先。上古无兵书,孙吴善兵法;后人有了孙吴兵法,用兵反而不及古人万一。可见“理”存天地,不“尽在书”。这些前无古人的精僻见解,对于儒家正统的历史观,以及科举和理学的要害,鞭辟入里,一矢中的。
廖燕长期生活在乡间,写了不少山水田园诗。其诗“新警雄逸”,多是患难后、病后、贫无立锥后的“不平之鸣”。不但反映了他贫困的生活境遇,同时抒写了他愤世嫉俗之情,表达了他“泽及生民”、寻觅知音的强烈愿望,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平生好书法,善草书,状如古木寒石,笔笔生动遒劲,深得郡人喜爱。人们得其片幅,往往价值数金。
尝多次出游,广结名流豪杰。最重要的知交,一是丹霞山别传寺的澹归禅师,一是韶州知府陈廷策。前者推崇燕之诗文,使其学识才名初显于粤。后者为其刻集行世,并邀其一同上京,欲举荐于朝廷。廖燕还结识了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江西宁都“三魏”之一季子礼也曾到韶专访,都是一时名家。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廖燕手订出版《二十七松堂文初集》共18卷,有文无诗。康熙二十六年,参与分撰《韶州府志》和《曲江县志》。乾隆三年(1738年),韶州知府高纲刊行《二十七松堂集》,文18卷,诗4卷。到嘉庆(1796~1820年)年间,日本人盐谷世弘刻《二十七松堂集》16卷,有文无诗,将廖燕誉为明之“大殿”。及至光绪十年(1884年),日本汉学家伊豫近藤元粹编《明清八大家文选评》,燕文也得入选。此后,廖燕诗文渐有散失。清末,邓承修得日本刻本,拟重刻而未果。到民国17年(1928年),韶关人张日麟等取邑中钞本,和日本刻本“互相磨勘,录成全帙”,出版《二十七松堂全集》,文8卷,诗2卷。合计各种不同的版本,总共有文373篇,诗551首,另有杂剧《醉画图》、《镜花亭》、《诉琵琶》三种。
廖燕抗志不羁,“高奇自负”,终身未仕。他论诗反对模拟,文笔恣肆犀利,是清初多才多艺的学者,也是思想界、学术界勇敢的“斗士”。起初,中日学者对于他的成就,重文轻诗。陈恭尹赞他“人真妙人”,“文真妙文”,只将廖燕“推为古文第一手”。后来,邓之诚集辑《清诗纪事初编》,始赞他“实足继屈(大均)、陈(恭尹)而起”,“诗之造诣,或在文上”。张舜微《中华人民通史》,尊廖燕为清初大思想家。
廖燕生前表过宏愿:“欲立言接(张九龄、余靖)二公。”他在文集自序中更坦诚地说:“笔代舌,墨代泪,字代语言,而笺纸代影照。如我立前,而与之言。”细细体味集中诗文,正如廖燕自己所说:“以我告我,宜听之而信且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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