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曦
游传玉在学校里，经常听到共产党员肖楚女老师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国家主义的演讲，并且大量阅读了肖楚女在《新蜀报》上发表鞭挞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文章，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肖楚女经常介绍《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给她们课后学习。游曦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思想豁然开朗，改名游曦。
1926年初，游曦转入中华大学学习。她根据组织的决定，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发起筹备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该会成立后，又任重庆市妇联的庶务。同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汉。游曦立即组织宣传队上街头宣传，参加演出了话剧《母亲的心》。
1926年底，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武汉、重庆等地招收第六期政治科男女学生。游曦毅然应试，她的母亲和亲友对于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女子参加军事学校学习，当兵打仗的事很不理解，劝她改变主意。游曦耐心地说服了亲人，摆脱世俗的偏见，1927年初和同学乘轮东下武昌入校。
投身军校
武汉军校
于1927年2月12日在武昌兰陵街两湖书院开学，游曦、赵一曼等川籍女青年编入政治大队的女生大队第一区队；她们在严格、艰苦的学习和训练生活中，终于磨炼成为坚强的女战士。
军校为使男女学生有所区别，原决定让女生打黑色绑腿，军服双袖缀上红色字母“W”标记，并发短枪。但游曦、李淑宁、胡兰畦等多数女生都坚决反对，她们说：“我们都是革命战士，男女应该平等，但是我们在革命政府之下，如果连穿衣服都得不到平等，还要拿一个字母来表示区别，这又算什么呢？”军校最后只好取消这一提案。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游曦和战友们都十分忿激，立即在校园内贴出“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严惩-工人的蒋介石!”等标语。他们还在校门口贴出了“是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滚开去”的对联，警告暗藏的国民党右派分子。
武汉军校在蒋介石叛变后进行了改组，免去蒋介石的校长职务，改设常务委员会，并以武汉军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本校。4月23日，武汉军校师生参加了各界群众讨蒋大会。游曦在会上很活跃，执勤时持枪巡逻，维持大会秩序。
5月间，夏斗寅和杨森叛变，武汉形势危急。武汉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将武汉军校学生、学兵团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编成中央独立师。该师和其他卫戍武汉的部队组成西征军，由叶挺统一指挥；在西征中，游曦英勇机智，处事果断，出色完成各种任务。
中央独立师凯旋后，恢复军校的建制，照常上课。但是，武汉的形势日益恶化，汪精卫集团在七月中旬公开叛变，军阀何键加紧策划消灭武汉军校的革命力量。千钧一发之际，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设法制止了何键的--，将军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后改称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嗣后又亲自兼任团长。
在-的日子里，游曦遵照党的指示，团结了郑梅仙、廖德璋等三十多位女同志留在教导团，随军东征，当教导团从武昌到达九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已经爆发，张发奎非常震惊，解除了教导团的武装。游曦等同志非常沉着，按党的指示随军南下广州。
血洒羊城
教导团抵广州的第二天，游曦在白鹅潭边，遥望南石头监狱，凭吊了指引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肖楚女烈士。
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作出广州起义的决定后，教导团的党组织立即准备起义，开展严格的军事训练。此时，游曦担任了共青团支部委员和女兵班班长，与叶镛、袁裕、郭声镛等一百多个教导团、警卫团的积极分子，到黄花岗开秘密会议。他们听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报告后，一致响应省委关于武装起义的号召。12月10日晚，游曦通知女兵班做好作战准备。
12月11日凌晨3时，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游曦和同志们立即摘下了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扔在地下，系上起义的标志红领带。教导团的枪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当日即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揭开了广州起义的序幕； 12日晨，反动派的军队开始反扑，观音山上，珠江岸边都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敌兵不断增加，形势越来越紧急。
游曦奉命率领女兵班到珠江北岸的长堤，执行阻击敌人的任务。当晚十时以后，起义军主力已撤出广州。十三日，反动派的军队在英、日帝国主义的军舰炮火的支持下，蜂拥入市区；来不及撤退的起义士兵和工人赤卫队，与敌人进行巷战。
游曦的女兵班与指挥部已失去联系，仍坚守在长堤的天字码头附近，阻击敌人后续部队渡江；她们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伤员很多，粮水断绝，子弹也不多了，形势危急；游曦和同志们甩出了最后的几个手榴弹，随即和敌人拼刺刀，又一次打退了敌人；但是，她们的子弹打光了，刺刀也拼缺了。游曦凝视着剩下的几个负伤的同志，指着飘扬在阵地上的绣着斧头镰刀的红旗，沉重而坚定地说：“同志们!我们子弹打光了，就在阵地前的敌尸中去捡，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高举起这面大旗!……”她的话还没有说完，敌人又疯狂地扑来，游曦和战友们与敌人经过激烈搏斗献出了年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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