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雨农
1948年春季，中央医院陈志潜院长在他的家中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选了一些中央医院的医生，准备筹建重庆医学院，所选的医生将成为医学院的骨干。外科只选了黄自强(解放后调北京301医院）和我；内科有曾承富(也调301医院）。1948年底，我被中央医院外科派至重庆大学附属医院：沙磁医院，(现重庆市肿瘤医院）主持外科工作并帮助提高该院业务。当时该院有四个医生，即王鲁直(解放后调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任皮肤科主任，已去世）、胡大鹏(解放后任该院骨科主任，已去世）、田德进(后调任歌乐山结核病院外科主任）和黄希岳(任该院外科主任）。
1949年10月，重庆面临解放，中央医院决定将我从沙磁医院调至中央医院城区部，负责外科工作(解放后城区部改为干部直属医院，后改为第三人民医院）。我下面有五个医生，即陈明琯(后任第三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已去世）、宁乾夫(后任第三人民医院泌尿科主任，已去世）、李福田(解放后调任四川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后任该院副院长）、陈熙(调外科医院任骨科副主任）、黄文(解放后任高滩岩三医大外科主任）。当时重庆是陪都，人口稠密，病人特多，每天忙于手术。
1950年大约秋季，中央医院调王安定到城区部任外科主任。不久我被调至中央医院已接管的仁爱堂医院(该院为法国人创办），该院无外科，命我组建外科。并培训四个医生，即陈之寒(后调任北京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任外科主任）、里佐相(后调任重医附二院任五官科主任）、张思敏(任重庆中医研究所任五官科负责人，已去世）、姜医师(被调入西藏）。短短半年，从无到有，将外科迅速发展到90张床位，我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西南卫生部为了解决病人多床位有限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发现中医的一些专科之所以存在有其必然的原因，经研究决定，要我继承、整理、发扬和提高中医的某些专科。首先给了我三个题目，即“中医枯痔疗法”治疗痔疮，“中医挂线疗法”治疗肛屡，“中医的骨折疗法”治疗骨折。西南卫生部鲁之俊副部长多次来院督促、检查。他亲切的夸奖了我说：“你的手术很好，但你这一生不可能亲手为十万病人手术，如果你在流行的中医疗法中进行研究，一旦成功，则亿万人民受福，你好学，会成功的。”接受任务后我从90张床中分出了20张床收治肛肠病，15张床收治骨折。一年多的临床工作，结合动物实验，改进了操作法，避免了毒效反应。
1952年，重庆市组成“重庆痔瘘小组”由陈之寒、周济民、蒋厚甫和我组成，任命我为组长于9月去北京卫生部汇报研究工作，受到了卫生部的支持和肯定，并给予重奖。当时，卫生部命我小组在北京秦老胡同中直六院开展临床工作，并举办学习班，由我主讲，大约每三个月一次。到1953年共举办了四期，为全国培训了大批肛肠专业骨干。同时我还协助提高了六院外科的诊疗水平，所以中直六院想留我于该院工作。
1953年我曾在北京中华医学会作了两次学术报告，引起了医务界的高度重视，北京的报纸、电台，人民画报都曾以大量篇幅向国内外报道，有力的促进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在北京期间，我常去鲁之俊部长家。有一次在部长家遇到重庆市卫生局何正清局长。吃饭时鲁部长说：“调他夫妇到北京中医研究院，唐德贤(我的爱人）主持妇产科，他主持肛肠科和外科。”何局长马上说：“不行，不能一次调我两个得力干部，唐德贤只能在五年之后才能调北京。”我着急了就说：“不行，她不能与我同时调北京，我也决不留在北京。”鲁部长很不高兴的批评何局长说：“他夫妇调北京是卫生部党委的决定，你能反对？”我得罪了何局长。同年秋季我回到重庆接家去北京，但我回渝后由于怕影响我的外科工作，借口不适宜北京的气候，不愿去北京，(只留下陈之寒、周济民、蒋厚甫于北京广安门中医研究院）遗憾的为工作带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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