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汝霖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冬天格外寒冷。要求自由，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的-空前高涨。中共组织关系在南方局的刘家言(大邑县王泗乡人)向萧汝霖、周鼎文等布置：要抓紧时机，开展反内战、反-的-，发展革命势力。大邑的进步力量有基础，还可以利用地方势力的矛盾，大力开展农村工作。
接受了党的任务，在城市生活惯了的萧汝霖下决心到农村去扎根，去做宣传、组织群众起来斗争。他写诗抒发自己的感情：
“脱去西装穿草履，抛弃城市下农村。
自寻苦难因何故?打倒老蒋与豪绅。”
萧汝霖回到大邑。
当时，大邑大地主刘文彩与卸职县长陈少夔两派明争暗斗，陈派控制了大邑县的北部、县城和县参议会，而刘文彩为了独霸大邑，处处算计要除掉陈少夔，但什么计策都用尽了，却始终把陈奈何不得。萧汝霖与刘家有亲谊关系，他利用刘陈矛盾向刘文彩献策：“你要钱有钱，要枪有枪，为啥把他0陈少夔没得法?我看就是缺少读书人给你撑起，给你宣传造舆论。”刘文彩听了觉得有理，便决定在他的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之外，把萧汝霖组织的“青年学会”作为他的又一股势力，由其长子担任名誉会长，封萧汝霖为理事长和“袍哥大爷”，并拨给黄谷350石作为活动经费，安仁街上的一座公馆作为会址。这样，从1946年以来就在刘家言等共产党员指导下进行秘密活动的“青年学会”于1946年春天把招牌挂在了刘文彩公馆的门口，公开进行活动。
萧汝霖利用刘文彩这块招牌，积极公开地发展“青年学会”，半年多时间就在大邑、新津、崇庆一带发展了学生、教师、医生、农民和回乡青年等1000多人为会员。刘文彩还以为萧汝霖真为他“卖命”，把他待为座上宾。萧汝霖也以“红人”、“袍哥大爷”的身份，大模大样地穿上长袍马褂，坐上滑竿轿子，在刘公馆穿进穿出，参与刘文彩的核心决策。那副派头和气势，连一些国民党的乡长和袍哥舵把子也对他敬畏三分，见面就“萧二哥”、“萧大爷”地喊，一副取乖讨好的样子。
1946年冬，刘文彩逐渐发觉“青年学会”不是由他随便指挥利用，而是都听“萧二哥”的调拨时，便寻找借口，断其经费。萧汝霖也就随机应变，主动采取停止公开活动，转入秘密活动，实行隐蔽精干的对策，为以后建立党的武装准备了骨干力量。
1946年7月，刘家言向萧汝霖、周鼎文传达了党的指示，要他们在大邑一带组建地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在敌人的心脏点火”。大邑安仁、唐场、上安、元兴等下南乡是刘文彩的势力范围。要在他的身边搞武装，确定要有吃了豹子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勇气，风险无疑是很大的。但萧汝霖却毫不犹豫地表示：为党搞武装，“毁家杀头也心甘!”
为了筹集武器和活动经费，萧汝霖费尽心机说服母亲和兄嫂，卖掉部分田产。但更主要的还是要从敌人手里拿武器。当时，周鼎文由萧汝霖介绍，在刘文彩的侄儿、安仁乡长刘绍武家当代课教师，颇受赏识。萧汝霖和周鼎文便密切配合，利用刘绍武因完不成暗杀陈少夔的任务而被刘文彩痛骂，面临被一脚踢开的矛盾，向刘绍武极力推荐刘鸣皋、曾松盛二人，说二人武艺高强，胆大亡命，敢为朋友两肋插刀(二人实则是地下武装骨干。曾被派去袭击王泗反动乡长，被国民党称为又凶又恶的“土匪”)，定能取来陈少夔的脑壳。刘绍武言听计从，请了刘鸣皋、曾松盛当教头，招募了一些青壮年(都是萧汝霖等介绍或安插进来的“青年学会”成员)，在刘公馆内，扯开架势，公开训练了一个多月。刘鸣皋、曾松盛进入刘公馆后，采取明背暗拿等办法，从刘家先后弄出机枪四挺、广造步枪10多支、德制手枪六支、木柄手榴弹10多箱，以及一批美制子弹。
年底，萧汝霖集中了新场、敦义乡农村青年和经过训练的武装骨干50多人，编成两个分队，于1947年2月间由刘鸣皋、曾松盛率领，以袍哥武装名义开进大邑山区活动。但是，由于组织上未及时按原计划派党员、干部去领导，又加上刘文彩发觉了这支武装的政治目的，并支使由他委任的山防大队长、大匪首郭保芝进行突袭，致使曾松盛等12人牺牲，余下人员-分散转移。
虽然萧汝霖与这支武装的关系没有暴露，但刘文彩疑心很重。为了使与刘文彩的关系不致过早破裂，萧汝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镇定自若地跨进刘公馆，向刘文彩述说用鸦片烟大量制造吗啡的计划，连销路都讲得一清二楚。说得刘文彩心花怒放好像见到大把大把的钞票朝他头上撒来，喜得黑脸变成了笑脸。
不久，党决定萧汝霖另行组织一支武装去与分散转移至宝兴、懋功的那支队伍汇合。
萧汝霖再次说服家人，将家里的田除留几亩作为母亲和疯弟弟的生活田外，其余百余亩全部卖作武装活动经费。8月，一支由萧汝霖参与率领、有党员和进步学生作政治工作的60多人的地下武装，以烟帮的名义进入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懋功。后来，了解到少数民族地区缺乏群众基础，无法开展武装斗争，萧汝霖等将队伍撤回坝区。
1947年底到1948年春，中共川康特委为加强对大邑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先后派来中共雅乐工委书记陈俊卿、副书记吕英，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朱英汉(八路军连长)等党员和武装干部。此时，萧汝霖、周鼎文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唐场成立了党支部。5月，雅乐工委在大邑唐场成立了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委员会和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萧汝霖任武工委主任兼武工队队长。他以袍哥、烟帮队伍名义，在三河场及陈林盘集中百多人，编为武工队直属第一、二队，进行训练和执行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的武装任务。唐场离刘文彩老巢只有两三公里路，随时可能遭到袭击。萧汝霖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利用他在社会上的名气，以孤立刘文彩为目标，进行了争取开明人士、拉拢刘文彩的对立面、分化刘文彩内部势力的-工作，并取得了成效，这在以后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作用。
川西南武工委决定于1948年7月12日在唐场三河场萧汝霖家开会，布置袭击邛崃县付庵乡国民党师长刘树成公馆的武器库(据悉这批武器可扩充两个团)，然后攻打刘文彩公馆的-计划。这天凌晨，-对象、当地保长牟福迁发觉刘文彩派兵向萧家包围，急忙向萧汝霖报警。萧汝霖当机立断，安排人将文件材料烧毁，指挥武工队和开会人员趁敌人包围未形成之际，从后门突围。突围中，武工队直属一队副队长朱英汉、队员刘家模牺牲。住在陈林盘的直属二队离萧家一公里，他们闻讯后向敌人拼命冲击，用机枪一阵猛扫。当地群众武装和-人士武装也给予配合，打得敌军抬不起头，败退回安仁刘文彩老巢。
敌军退后，萧汝霖回到那弹痕累累、门窗什物散乱的家中。母亲和疯弟弟抱着他哭诉。他坦荡地安慰说：“旧的不烂，新的不来。家破就破了，不要愁，不要哭!”为防备敌人卷土重来，在0急催之下，萧汝霖和队员们挥泪向妈妈告别，踏上了艰难困苦的征途。
果然，敌军不甘心突袭失败。邛崃、大邑县反动派和刘文彩加紧了对地下武装的镇压。
他们向乡镇及国民党区分部下令通缉，出大洋悬赏促拿萧汝霖，下令两县的乡团在要道隘口设卡查缉，并派出特务武装和袍哥武装四处搜捕。
武工委根据川康特委的指示，一部分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另一部分暴露了的武工人员由萧汝霖率领向邛崃山区转移，以甩开敌人，转移敌人对坝区的注意力。
8月下旬，萧汝霖带领武工队伍向邛崃山区进发。他们昼伏夜行，冲过敌军重重关卡，于9月中旬转移到象鼻子山。
象鼻子山位于邛崃南宝山、大邑锯齿山、芦山断口山和天全县的几座山之间，属天全洪兴乡地界。象鼻子山几面悬崖陡壁，山梁像一条巨大的象鼻子一直伸到白石河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山上的生活异常艰苦。不久，队伍就缺粮少盐，只靠地黄瓜、野韭菜、老竹笋度日。时值秋雨绵绵，寒风袭人，队员们衣服单薄，全靠烤火取暖。见队员们心情沉闷，萧汝霖带头唱起了川戏，还即兴用一首民歌曲谱编词唱道：“象鼻山，路不平，野菜黄瓜胀肚皮。要想吃干饭啥，打财神，打财神(财主)!”一边唱一边扭，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在他的影响下，队员们情绪活跃起来。
不久，敌人开始急调队伍从四面包围象鼻子山。这时，武工队是留下与敌人周旋，还是冲出包围?要撤，该走哪条路?怎样打通接应关系?这些都需与党联系。萧汝霖坚持由自己冒着被抓捕的危险去完成这一任务。于是，他和另一队员化装潜行下山。
到王泗后，那个队员去成都联络。萧汝霖则约上民盟成员徐达仁去大邑灌口联络从大邑、出江转移出来的接应关系。谁知第二天(1948年9月25日)，当萧汝霖、徐德仁走到大邑凤凰乡龙坎门狭路上时，正与下山的郭保芝一伙匪徒相遇，萧、徐当即被抓捕，被绑在滑竿上抬往安仁镇。
当天晚上，刘文彩指挥狗腿子严刑拷问，萧汝霖总是硬铮铮回答：“概不知道，一死而已!”
面对英勇不屈的萧汝霖，刘文彩气急败坏。当想到萧汝霖竟哄了他，骗了他，套了他的钱，弄了他的枪，还打起了他的招牌发展共产党的武装时，他更恨得咬牙切齿，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萧0，你太可恶，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说完，一脚将萧汝霖踹下台阶。
当天晚上，刘文彩吩咐贴心爪牙，将萧汝霖阴谋杀害于押往成都的途中。
解放后，川西行署批准萧汝霖为革命烈士。家乡人民为他修建了烈士陵墓。他的英名镌刻在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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