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
师陀青少年时代先后在农村私塾、杞县第一小学、开封省立第一商业学校、开封省立第一高中读书。在开封求学期间思想进步，爱好文艺，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曾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小型刊物《金柝》。1931年秋他来到北平，目睹当时教育制度的腐败，决定放弃报考大学的机会。"九·一八"事变后，他加入"反帝大同盟"，以写标语，--，写报告文学等形式参加抗日活动。
1932年1月，他在"左联"的《北斗》等刊物上发表《-正篇》和《-外篇》，反映青年学生的抗日-。同年5月，他与汪金丁、徐盈合办刊物《尖锐》，鞭笞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热情歌颂"五一"国际劳动节，向劳动人民致以同情和敬意，发出"被压迫者的嘶叫"，号召被压迫者"起来，到尖锐的旗帜下"。其后，他又在
《现代》、《文学》、《文学季刊》、《申报·自由谈》、《大公报》上发表一批具有进步意义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小说和散文。如小说《谷》、《里门拾记》、《落日光》，散文《黄花苔》等，反映30年代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表达对旧社会的强烈斥责。1936年从北平到上海，分别在鲁迅、巴金、曹禺等人联合签署的《中国艺术工作者宣言》和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人联合签署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上签名，表示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热诚拥护和加强文艺界团结的强烈愿望。1937年5月，他的短篇小说《谷》与曹禺的剧本《日出》、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同获《大公报》第一届文艺奖金，他在"几年之间成为中国第一流的作家"。
1941～1947年他担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心怀-之悲愤牢愁，长期蛰居上海"。尽管生活十分清苦，但他却从未为汉奸报纸写片言只字。当发现汉奸盗用他的笔名发表文章时，他立即公开驳斥，揭穿敌人的阴谋，但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则多方热情支持。他节衣缩食，买来一些进步书刊，拆成单页卷到汉奸报纸里，寄往抗日根据地，还经常为新四军第四师主办的《拂晓报》和豫皖苏边区文协出版的《文化战线》撰写文章。这个时期他的作品以讴歌广大抗日军民的献身精神和英勇气概为主题，表达作者同侵略者斗争的决心。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野马集》、《无名氏》，散文集《江湖集》、《看人集》、《上海手札》，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长篇小说《马兰》、《结婚》及话剧《大马戏团》等。《大马戏团》搬上舞台后曾轰动上海剧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誉为全国"十大传统剧目"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0人民的胜利果实，他及时地提醒"这些单纯的、可怕的、而又顺从的人们--那些汉奸、暴发户当然不在其内……。假使将来必须跟过去一样受苦，仍然没有自由，中国的战胜和战败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将来的希望又是什么呢"?号召人民群众起来为保卫胜利果实和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上海戏剧学校教员、上海文化电影公司特约，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果城园记》、话剧本《夜店》（与柯灵合作）、电影剧本《历史无情》和同名长篇小说，显示作者多方面的创作才华。其中《果城园记》对旧中国中原小城和农村的封闭、顺从、怠惰3种落后文化心态作了独特的艺术批判，表现作者对家乡诚挚的爱，受到文艺界的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上海市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上海市文联理事、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历届理事。解放初期他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河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多次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投入三大革命运动，写出许多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品，如散文《开封散记》、《陇海线上》、《南湾》，短篇小说《石匠》，散文、历史小说、历史剧合集《山川·历史·人物》。1957年他出访保加利亚，写成《保加利亚行记》，热情歌颂中保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50年代末到"文革"前夕，他主要从事历史剧的创作，其中剧本《西门豹》、《伐竹记》被誉为"笔墨干净、口语犀利、笔头生花、妙趣横生"的佳作。此外，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农村钟声》、《洋场狼群》、《蒋平阶诗稿系传》等。
"文革"期间，他长期遭受破孩和折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专业作家职务。他不顾年迈体弱，又开始新的创作生活，除重新编订《芦焚散文集》、《芦焚短篇小说集》外，又对旧作作了再版校订、新版序言，并在许多刊物上发表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笔耕不辍。1988年10月7日病逝于上海。他独具风格的作品越来越被国内外广大读者所重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长篇小说《结婚》被美国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评论为"真正值得我们珍视的作品"，《里门拾记》、《春梦》、《恶梦集》等作品在国内和香港地区重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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