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恪
知无锡政绩斐然
柴恪在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后，即被授无锡（县署在今江苏无锡市，当时属常州辖）县令。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一书中有《柴恪无锡政迹》《柴职方无辜被谪》两篇文章，可以看出柴恪任无锡知县六年，政绩斐然。
一是均衡税赋。无锡北倚长江，南濒太湖，东接苏州，西连常州，京杭大运河贯穿其境，自古就是有名的粮仓。经济繁荣带来的商贾云集，也滋生出林立的豪门大户、奸商巨富，古有“三吴号最”之称，是一个富裕而又相当难治理的地方。当时，很多富豪虽无官爵，但他们用钱买通官吏后可以免除税赋，并公开与官府抗衡，将其应负担之税赋转嫁给当地中小户及穷人。为此，无锡中小农耕之家十有八九破产，有的穷得都快成了奴隶，还敢怒不敢言。《旧闻》载：无锡“奸利猬奋螽（zhōng，身体绿色善跳跃的昆虫，即蚱蜢）起，公开诚布公，人不忍欺。故事摊赋者以窭（jù，贫困）人隶役，名若附庸而实一切倚办，无不立毙”。柴恪调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拿出了重新丈量土地、均衡税赋之策。《县志》：载“恪首厘剔更令”，“有田必赋”，“家不千金，田不百畮（mǔ，同亩意）者不长赋”，反之则必长赋，谁要是不执行则“不入籍”，即取消他的无锡之籍（明朝人们对户籍也是十分在乎的，否则会被认定为流寇），诸“豪猬”都不得不痛苦地接受了此政令，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感恩戴德。
二是拒绝增加税赋。柴恪实施了均税赋政策后，无锡税粮资源丰而有余，每年都能按时缴清国家的税赋。而明万历年朝中晚期朝纲混乱，国库亏空，很多地方动荡不安，加之频发的自然灾害，很多府（州）、县采取寅吃卯粮或额外增加百姓负担收过头税之策征收，就是这样也还完成不了税赋任务。常州府的-也遇到了此难题，于是想到了将缺0由无锡县完成，并以留都（南京）用度之需要柴恪额外再征税，他断然拒绝，并将此事呈报于巡抚。巡抚肯定了他的做法，并下文以无锡为例抵制不正之风。《旧闻》载：“邑钞课金上府，府上留都，苦额外课求，复以委邑，邑委之行头。公曰：‘府且不胜，而区区者何以堪之？为计便宜，厘正其法’”。
三是审慎刑狱。柴恪上任后对前任知县审理关押在县牢里的二十多名死刑犯进行了重新审理，通过明察暗访、允许一一辩讼，并将大多无罪释放，同时对一般诉讼案他都审慎判定。《旧闻》记载几件事：其一，无锡一百姓得罪了邻县溧阳某-，被诬陷以杀人罪获死刑。柴恪得知真情后，情真意切地-“中丞”（巡抚或都察院副都御使的别称），并请他“试平心鞫（jū，审讯）之”。中丞重审后同意了他的意见，该民免死。其二，一农夫锄地偶得千金，被某豪强夺去，农夫告状到县衙，有人参谋如他们“不服，则请没为官赀（zī，同资意）”。柴恪审判曰：“锄者得金，宜锄者有。某何故夺？令何故没？”其三，因家庭琐事，父讼子、弟讼兄等案，他善于调解，常常是“谆谆谕遣之，释憾为欢矣”。
四是重视教育。柴恪在无锡知县任上对儒学“文昌阁”进行修缮，使其焕然一新，并在文昌阁前修了一座“清宁桥”，为学子们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邻近的学子都慕名来此求学，每次乡试无锡县中举者最多。《旧闻》载：“旁邑若晋陵（今常州市）、荆溪（今宜兴市）负笈（jí，书箱）受经与邑等。辛卯（万历十九年，即1591年）分校畿（jī，古代靠近都城的地方，此处指南京）闱，得士为盛”。
五是带好官风。《旧闻》载：柴恪时常“御诸僚，掩过扬善”，要求县府官吏“不得一楮（chǔ，古时纸张的代称）寸筵（古时席地而坐时铺的席）取民”。在他的约束和影响之下，六年时间与他共事的县丞先后有三位提拔为县令，成为无锡官场史无前例之事。柴恪推荐出去的有两位县丞遭蜚语被逮，他“力拯乃免，卒（终了、完毕）不令两人知”。
升主事十天遭贬
柴恪在无锡知县六年任期内，受到朝野一致好评。第一届三年期满，他奉旨进京觐见皇上，老百姓怕他一去不复返，千人十里相送，并-留任。其间朝廷先后有御史、开府、监司、巡抚及诸部使者到过无锡，其中有二十八人次具奏或向朝廷举荐对其重用。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一下子由七品知县荣升兵部职方司主事（亦简称职方或主事，正六品），这是政绩特别突出者的一种破格提拔。
柴恪进京入朝后，怀着忠君报国的满腔热情准备再展宏图大志，可是他的确生不逢时。早年励精图治的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从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面谢百官后从此不常临朝了，沉溺于后宫及酒色之中，有时甚至对大臣送来的奏章也不理睬。皇权旁落于权臣、阉宦等人手中，他们为了权力、禄位、金钱，各怀心思明争暗斗，有的时常借皇帝名誉灭杀对方；百官专务钻营，结党营私投靠权贵；国库亏空以增加税赋或提前收税来维持，民众苦不堪言，流民四起，很多人被逼无奈相聚为盗，并揭竿而起；北方的女真族不断南犯，日本对朝鲜虎视眈眈，倭寇不断袭扰东南沿海。清乾隆帝曾说：“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
这种背景下有良知的朝臣是十分痛苦而又危险的。柴恪任职基层多年，不太了解朝廷这潭水的深浅，在他任兵部主事的第十天，万历帝对明王朝出使日本的使臣搞了一个“廷议”。日本当时正在侵占朝鲜，前任使臣很不称职有辱使命，再派谁出使日本，由礼部和兵部分别拟出人选交廷议。柴恪是拟方案者之一也列席了当天的廷议。结果在廷议时一批臣子各持己见，争论不休，议而难决，万历帝十分愤怒，责骂那些拿方案者懒惰，行动迟缓，怕得罪顶头上司，各自为政，拿的方案不好，是一帮无用的奴才，一怒之下，下旨罢免了包括柴恪在内的十九位-。《旧闻》写道：柴恪“入省甫十日，上以封倭使辱命更遣科臣廷议，多同异。上怒诘宗伯（礼部尚书别称）司马（兵部尚书别称）属及给事中惰慢状，同时被斥者十九人，公与焉”。
就这么一件人事更替的小事，仅因朝臣意见不一致，万历帝就大发龙威，责贬十九位朝臣，由此可见他昏庸荒唐到何等程度。真正原因是他自己长期不理朝政，对外交形势和朝臣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得知日本占领朝鲜威胁到了大明，自己却没有了主张。为此，有人想为才上任十天的柴恪鸣不平，他在致谢的同时却不同意申辩，《旧闻》载：“同人将草疏申理，公不可，曰：‘是愈矶也’。遂除陕西延川（今延安）尉”。
柴恪被贬谪到延川已没有了官位，史志上记载的是“添注典史”。“添注”即等候委用之意，等候委任也只是一个没有品级的“典史”，即记录史事的小吏。此时，柴恪对祸福荣辱已十分淡然，并全都置之度外，《旧闻》记载，“柴车赴谪所，处之怡然，貌加丰闲”。他到延川后“走榆林（今陕西榆林市），略延绥（今陕西绥德），观虏（明朝指长期侵扰边境的蒙古等少数民族人）出没处”，居然有鸣剑跃马、杀敌报国之想法。他乘兴登太华山，坐莲花诸峰，与游客和同伴斟酒赋诗，陶然自乐，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被谪贬流放的迁客。
居家施善无怨
柴恪被贬到延川一段时间后回到了故里潜江。他归里后在城南构一屋，名曰“寤（wù，睡醒，同悟意）言”，谢客而居。平常他“灌园学圃，角巾布衣，逍遥物外”俨然一老农。他虽素食粗衣，但他乐善好施，每遇贫穷者他都尽其所能进行施舍和救助，时间一长，自己当官的俸禄积累全部用完，这时家里人颇有微词，他却向家人讲他年少成为孤儿后，还是诸生（县儒学学生）在县儒学读书时，穷得嗷嗷待食时的情境。
他说：“汝等不记（万历八年）乃为诸生时乎？方清田时，（县）令君朱（熙洽，今江苏昆山人）曾欲授田以疗余饥，谢不敢当者，惧以不义污吾躬也”。（见《旧闻》）同时，他还讲到，万历十三年，先母辞世他成孤儿后，时任知县王建中得知他是一位刻苦耐劳，上进好学的难得人才，欲在府上腾出一间房屋让他居住，“以赈余乏”，他诚挚予以谢绝，怕这样养成惰性今后对不起亲人，并说“今虽趻踔（chěnchuō，跳跃）于时乎，赖主上恩贷，犹窃升斗自润，即善贫，固愈诸生时，乌用嗷嗷为也”。也就是告诉家人，我们现在虽然穷一点，但比起我读书时穷得饭都吃不饱的日子好多了，你们还说什么呢。
当人们都认为他如此受贬实在太冤，他却不以为然说道：“士之仕止当折中于孔子，故得时而驾，则为鲁司冠（朝中大臣）摄相事不为亢。不得，则乘田委吏不为卑”。意思是说当官的人要像孔子那样，入仕做了鲁国的大臣也不骄傲，受贬种田当了胥吏也不为耻。
当人们问道，你受冤后难道不怨恨皇上吗？他却说：我比起战国时期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因受朝臣排挤，被楚王流放到湘、沅流域的情境要好多了；比起西汉初著名的政治家贾谊也要好，他二十一岁就破格封为中大夫，后遭群臣忌恨被贬到长沙当教书先生，三十四岁就郁郁寡欢而死了。他们都没有怨恨，难道我还怨恨皇上吗？《旧闻》是这样记载的：“湘累（指屈原）之辩，长沙（指贾谊）之怨，忌无牢骚抑郁之感？为臣而怼（duì，怨恨）其主，则罪之大者”。以上这两件事费国聘（今仙桃人，明末著名学者）为柴恪所撰写的墓志都有记载。柴恪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为万历《潜江县志》写过一篇序文，此文收录在《湖北文征》（第三卷）。
万历帝驾崩后，天启二年（1622），此时柴恪也辞世一年。柴恪任随州训导（后升今安徽颍上县知县）的儿子柴一真向明熹宗帝朱由校-《为父请恤疏》，熹宗帝为柴恪进行了平反昭雪，并赠封玺丞（掌管皇帝印章的-，亦称尚宝寺丞），时任礼部尚书李维祯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虽然死后的这种赠封对柴恪来说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对生者是一种慰藉，对世人也宣告一段冤案终于尘埃落定了。嗣后，柴恪进入了供后人祀奉的乡贤祠堂。
甘鹏云先生最后对柴恪评价道：“不贪非义之财，见其守身。为逐臣迁客，处之泰然而不介于怀，见其养真。所谓临财毋得，居易以俟命者，我辈当以为法也”。
吾辈认为柴恪面对祸福荣辱能淡泊对待，这种坦然的胸怀看人生、看世界，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居官场惩恶扬善，全心为民，遭谪贬以德释怨，淡然立世的人生观的确是奔竞于官场者的楷模。
下一名人：李之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