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庵
投笔从戎露锋芒
潜江城西南约六公里的东荆河岸，清末民初有一个十分繁华的集镇—梅家嘴。梅家嘴滨东荆河，入田关河破长湖西达沙市、宜昌，北入汉江上至襄阳，下达汉口，通四海五湖，是一个车辆船只往来如梭的水陆交通要道；也是旧县城的西南屏障，清县衙在这里设过团练局、驿站、厘金局等。繁华的商贸，开化了人们的思想。从这里先后走出了庚子起义烈士傅慈祥，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李书城。
清光绪元年（1875），刘静庵出生在梅家嘴一个世代书香家庭。其父-是科举贡生，没能入仕做官，则继承祖业，设私塾授徒。母亲金氏，纺纱织布，相夫育四子。刘静庵是家中长子，他自幼天资聪慧，沉毅好学，三岁开始，在家中私塾随父亲读书。刘静庵思想早熟，十二岁时，在读书闲暇之余，常与伙伴在梅嘴码头玩，听船家、客商说古道今，讲述清朝的腐朽，官府的黑暗，列强的残暴，民众的困苦，江湖的险恶，就萌动要改造世道的思想。他喜欢在家中0上面壁而读，不到家人叫他吃饭就不下楼。晚上闭目温故，父母以为他累了，催他早睡，他却如老僧打坐一般。
刘静庵学习兴趣广泛，诗、书、礼、经、佛、道及程朱理学，诸子百家他都潜心研习，窥其精要，并托人稍带当时查禁的书籍偷偷阅读，还结识了大他三岁在梅嘴私塾读书的民主革命先驱傅慈祥。他十四岁开始拜一位学贯中西、能文善武、阅历丰富的隐士为师，习文练武，并接触了佛教，后随师游学长江流域数省，耳闻目睹国家民众遭受的深重灾难，放弃了科考为官之念，萌生了革命思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静庵到达武汉，告诉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同乡李书城（辛亥革命功勋，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想当兵革命救国的想法。李书城很是赞赏，立即将他介绍与其同学、好友吴禄贞（云梦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相识。李、吴当时正在组织秘密反清的“花园山聚会”活动，需要在军队中发展革命力量，吴即写信给护-马队第一营管带（营长）黎元洪，由范腾霄（利川人，辛亥革命志士，时任一营文案）引入见黎，黎见刘静庵体质较弱，最初不想接纳，后看到吴禄贞在信中反复陈说刘静庵很有学识水平，能吃苦耐劳等，便让他以“刘大雄”为名署了军籍。
刘静庵入伍后，勤奋操练，遵守军纪，并教战友读书识字代写家书，其文才很快被黎元洪发现，调他到身边任了文案（秘书）。刘静庵热心追求真理，关心时事政治，经常在士兵中灌输反清救国的思想。一有空闲他就去参加花园山聚会，聆听吴禄贞等宣讲革命救国之策。1904年5月，张难先（今仙桃人，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和原华兴会会员胡瑛（早年投入革命，后参加红军，1940年在延安与敌人作战牺牲），联络反清志士刘静庵、吕大森（建始人，民主革命家）等十二人，发起组建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刘静庵还是补习所教员，他们以讲习科学知识为掩护，一方面进行反清宣传，另一方面不断输送经培训的青年加入张之洞创建的新军，储备革命力量。
1904年7月，经上海圣公会长余国光介绍加入了日知会的黄兴（湖南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从日本留学回国，经上海到达武汉，告诉刘静庵、张难先等人华兴会准备11月16日在慈禧七十岁大寿时起义，所有人都表示赞同，并约定湖南发难，湖北响应。同年10月23日，湖南起义事情泄密失败，科学补习所受到牵连。得到信息后，张难先及时通知成员躲避，刘静庵马上销毁所有文件和宣传资料等。10月28日，科学补习所被张之洞派兵查封时，成员身份基本没暴露。但此前刘静庵已随黎元洪进入混成协（相当旅）整理文件，黄兴与其通信往来仍寄马队，被马队接任文案刘稚亭所获，即呈送给黎元洪。黎一看甚是惊骇，虽然信中许多都是暗语，但综合一分析，与湖南的反清起义一脉相承。深受张之洞器重的黎唯恐革命党人牵涉到自身影响前程，而又不忍心加害革命志士刘静庵，经与范腾霄商量，决定网开一面，销毁信函，让刘静庵以生病为由脱离军籍，一走了事。
白皮红心“日知会”
刘静庵脱离军籍后，临时寄身在美国人在武汉开办的基督教圣公会教堂。刘静庵住进圣公会后，受孙中山也信仰基督教的影响，接受了基督教救苦救难的理念，并接受洗礼加入了教会，取名为保罗。西方的传教士亦多认同会友的爱国精神，同情革命，当时武汉圣公会出现过几位颇有影响的华人基督教领袖，时任会长胡兰亭（汉川人，圣公教牧师、会长，民主革命家）就是其中之一。胡兰亭对刘静庵甚是信任与器重，不久两人成了莫逆之交。他将刘静庵聘为日知会司理（管理员）。
此“日知会”即圣公会以宣传基督教和开启民智的一个阅读书报的阅览室，取“日求一知，不断进取”的意思命名。刘静庵任司理后，整理书报，重新订立规则，接待读者甚是周到。数月间，前来阅读的各界人士大量增加，一些有革命思想的学生、士兵甚至军官也慢慢聚集到日知会，刘静庵乘机宣传革命思想，并与有识之士探讨革命方略。随着日知会读者愈来愈多，刘静庵又从日本、上海等地订购大量革命报刊书籍，如《民报》《湖北学生界》《革命军》《汉声》《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让更多的人接受革命主张和思想。董必武就是在这段时间与刘静庵相识，并接触革命思想，因而，新中国成立后董老都称刘静庵是他“心中的英雄，革命的启蒙师”。
在刘静庵司理下的日知会读者与日俱增，1906年初，他有了利用日知会这个平台组建团体的想法，立即找会长胡兰亭商量并请他支持。胡兰亭一直同情支持革命，依基督救世济人之宗旨，同意了他的想法。当年2月，刘静庵在武昌高家巷（今崇福山街39号）圣约瑟教堂，召开了日知会成立大会，到会者一百多人。推胡兰亭任会长，刘静庵任副会长。日知会下设干事会、评议会，干事会负责日常工作，刘静庵任总干事。“日知会”一个新的反清救国的革命团体正式成立了。当时有人提议取新名，刘静庵认为有教会背景作掩护，对开展革命活动会带来更多便利，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并称此名为“白皮红心”。
早年的日知会，由牧师每月对信徒进行一次基督教义的演讲会。新的日知会成立后，刘静庵将其改为每周周六、周日指定专人开展革命宣传演讲，场场爆满。刘静庵演讲最多，有一次他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地讲道：“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国人要瓜分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现在迫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救国之办法，以免永为奴隶牛马，不胜急切盼祷之至。”他号召要“开导民智，救中国亡危，成一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役为-奴，惟同志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顿时群情激奋，掌声雷动。南昌、九江等地牧师听了刘静庵的演讲后，回去后都创办了“日知会”。
随着武昌日知会声势日益浩大，许多独立的革命团体纷纷并入日知会，接受刘静庵的领导。如梁耀汉（汉川人，辛亥革命先烈）领导的“群治社”、熊十力（黄冈人，辛亥革命先驱，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政协委员）领导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等。当时，武昌军营、学校均有日知会的会员作代表从事革命联络工作。日知会分会、会员不仅分布在省内许多城镇，还延伸到江苏、江西、安徽、辽宁等省城，在日本东京也开辟了活动基地。曹亚伯、范腾霄、吴崑等日知会会员，在东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盟会湖北分会又以日知会为活动基地，两会之间互为同道，进行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策应起义陷囹圄
同盟会成立后主要活动在海外，而日知会自成立便立足国内，冒着比海外更多、更大风险开展革命活动，影响遍及国内和海外。1906年春，在日本被任命为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的余诚（麻城人，同盟会会员）回鄂准备开展相关工作。因刘静庵身兼同盟会长江上游组织工作职务，故余抵鄂后，依托日知会，实行“两块牌子”（同盟会、日知会）“一个基地”（日知会会所），与刘静庵同心协力不断拓展革命活动。
为聚集和储备革命人才，刘静庵一手筹办了江汉公学，还与余诚合作举办了东游（日本）预科班，大量吸纳训练会员。短短几个月，日知会在湖北军、学界发展会员达千人。1906年6月28日，孙中山与法国驻中-事代表取得联系，协调法-人欧几罗来鄂考察革命党的实力，以期中国革命得到法国政府和军界的支持。刘静庵亲率吴崑、殷子衡、李亚东等日知会核心成员渡江到汉口码头迎接。次日欧几罗考察日知会，日知会数百人在武昌圣约瑟教堂广场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宾主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欧几罗从法国革命讲到中国革命前途，赞扬“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因当时华兴会已败散，同盟会、光复会重点在海外）。当天的演讲会场，清军统制张彪派秘探到场监视，并将会场情况拍了照，随后，将情报报告给了张之洞。张之洞认为这涉及外国人不好下手，于是部署人员暗中对日知会和刘静庵等“匪党”头目进行秘密监控，收集“乱党”证据。同时，请清廷派人对欧几罗后来在南京、长沙、福建等地的考察活动进行跟踪监视。
随着海内外革命势力在国内汇合，1906年12月4日，江西萍乡、湖南醴陵与浏阳起义全面爆发。这是同盟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孙中山在东京召见梁钟汉（汉川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原政要，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文史馆馆员）说：“闻梁耀汉于军学界社会团体均有联系，宜大力帮助，并与刘静庵同志等商筹响应”。刘静庵即联络各方力量准备积极策应。12月27日他在汉阳伯牙台召开秘密会议，讨论策应江西、湖南起义的方案。会议决定全体同志投入军营，运动革命，待经费筹办到位择日举事。这时，投机革命的郭尧阶（今仙桃人，日知会成员）看到清廷悬赏万金缉拿湖南革命首领刘家运布告后，见钱眼开，将日知会情况告密，还捏造事实，诬指刘静庵就是刘家运。他假借某公司愿捐资十万元资助革命之名骗取大家信任，先后将刘静庵、张难先、李亚东、朱子龙、梁钟汉、胡瑛、季雨霖、殷子衡、吴贡三等九位革命党人逮捕入狱。
坚贞不屈真铁汉
刘静庵等九君子被捕发生在1907年1月13日（农历丙午年），这就是清末震惊中外的“丙午党狱”，亦称“日知会丙午之狱”。刘静庵等作为“匪党”要犯被捕后，湖北巡警道（相当于今公安厅厅长）冯启钧立即组织人员会审，参与审讯的大小-达十三人之多。审讯大堂盛陈刑杖，故-严。冯为了避免因捉拿刘静庵引起政府与教会的冲突，首先在剥夺刘静庵教士身份上下功夫，逼迫他承认自己就是湖南会党头目刘家运，这样才好将刘静庵等人迅速置于死地，冯等人也好邀功领赏。
审讯官吏对刘静庵先软语诱供，并告之只要他承认是刘家运，可马上释放一同被捕的父亲和弟弟，他也可从轻发落。继而又威言逼供，如果对抗到底则株连九族。刘静庵慨然承认革命反清是事实；承认日知会的所有革命活动都是他领头所为，与旁人无关，但声明自已不是刘家运。审讯官恼羞成怒，下令当堂鞭打一千四百下，肉尽见骨，几度昏死，但刘静庵仍坚贞不屈。被难友称之为“铁汉”；被同志赞誉为“革命完人”；被教友赞誉为“活着的耶稣”。在酷刑使尽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清廷-捏造了七条“供词”，以“刘静庵即刘家运，图谋造反”罪名，判处死刑上报。
得此信息后，革命党人极力寻找各种关系，请到同情革命的圣公会美籍主教-施出面营救。-施旗帜鲜明地表示：“刘静庵既为圣公会信徒，革命乃改良政治之不二法门，何得诬为匪首？官场诬刘静庵为匪首，则妨碍了圣公会之名誉。”即电告驻京美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慑于美国的外交压力，又考虑吴禄贞等人曾向肃清王善耆提出“勿杀党人，免增满汉恶感”的建议，下令湖广总督“对刘静庵等人从缓办理”，免除了刘静庵等九君子死刑。
直至真正的刘家运被捕，从湖南押解至武昌与殷子衡同关一室，才令对刘静庵的诬陷不攻自破。而当局十分惧怕出狱后的刘静庵如放归之虎东山再起，所以久拖不判，总想将他置于死地。直到1909年夏，清廷才宣判：刘静庵和胡瑛永远-；吴贡三解押原籍-十五年；殷子衡-十年；李亚东-五年；梁钟汉解回原籍-三年；在此之前，朱子龙已被折磨病死狱中，张难先、季雨霖因病被保释出狱。
刘静庵先押于武昌臬司监狱，后转至“模犯监狱”。他在狱中始终坚持学习，真正做到己学不厌，诲人不倦。其所学内容有经学、史学，音韵、宋明义理等。他治学严谨，尽管保留下来的多是读书笔记，但也丝毫不苟。同时，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联络旧友以“中华铁血军”的名义开展革命活动，指导革命同志努力奋斗，预言清朝不久必败。他不仅以乐观的精神将难友团结到自己的周围，甚至将狱卒也争取为盟友、为同志。他多次受酷刑，多次患重病，在狱中生活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仍以诗明志，其《移新狱》诗曰：“向前已是惨凄极，那信惨凄更有深。六月雪霜河海冻，半天云雾日星昏。中原有士兆民病，上帝无言百鬼狞。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又如《几回梦》：“几回梦里归家里，拜见阿爹和阿娘。绣帷慈颜依旧好，画堂0未更常。牵衣握手咽难语，集喜丛悲感倍怆。忽儆谯楼更鼓紧，圆扉回顾泪阑干”。怆然泪下之余，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狱中生涯历时五年，由于环境恶劣和伤病摧残，刘静庵于武昌起义前的1911年6月12日在狱中赍志而殁。难友以至狱卒抚尸痛哭，基督教中西牧师同至狱中收殓。他的0亲赶至狱中，看到他骨瘦如柴、须发尽白的遗体，竟不能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儿子。曾任民国政府内务部长、-长的居正先生在《辛亥札记》中写道：“静庵沉练有深识，能持大体，识者许其有经世之才，为吾鄂人才之冠。其死也，有识者惜之，谓非独吾鄂之不幸也”。
刘静庵一生未娶，终年三十七岁。死后由胡兰亭料理丧事并赡养其0，还将其言论整理成《刘静庵》一书铅印发行。1928年，经湖北省政务委员会议定，刘静庵移葬于武昌伏虎山山麓，由张难先作墓志铭。民国政府称之为“民国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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