隗邦衡
拾券还人
《县志》中没有隗邦衡的传记，这让潜江清末最后一名进士、著名的方志学家甘鹏云先生十分不解，他在编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一书时，依据《县志》（卷二十·艺文志下）收录的万历十一年（1583）时任知县王建中撰写的《隗公还券亭碑记》（以下简称《碑记》）一文，写了一篇《还券亭》。这篇文章详尽地记载了隗邦衡在中举后考取进士的前一年，即嘉靖四十年（1561），做了一件拾金不昧而救人性命的大善事。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某日，隗邦衡在行路时，突然捡到了一张数额超过千两银子的巨额银票（相当于今天的银行现金支票），他私语曰：“是非我所有也，取之不义，岂可见利昧吾本心哉！”并想到遗失者知晓后肯定会心急如焚，于是他坐在捡拾处耐心地等丢失者前来取遗失之券。
过了一会，他发现一人“急趋至，气咻咻（xiū，嘘气，喘气），左右顾，状甚惨”，忙上前问道：“子何人？若重有忧者，何也？”这个人焦急而气喘吁吁地回答道：“寻遗失券耳。我姓名为任大邦。不幸吾父被盗诬，系狱数年矣。（他）病欲死，而罪不可脱，论罪当罚锾（huán，古代货币单位，相当于六两）数甚巨，罄产不足抵，遍丐戚友，假贷千八百金，取券上官府，不幸遗失之”。任大邦说着说着声泪俱下，哭天喊地道：“天乎——死矣，不可救矣！”
隗邦衡听后安慰他说，你别太悲伤，券还在。边说边将券取出递给了任大邦。任大邦手捧失而复得的银票，如梦初醒，喜出望外，感激而泣，在泥泞之地就地跪拜不停，并说：“长者活我父，我父赖长者而活，此恩何可忘？请问姓名！”隗邦衡淡淡地说，我岂望图报，问姓名就没有必要了，随后不告而辞。而任大邦总想感谢救其父之命的恩人，悄无声息地尾随其后，并询问了很多人，方知此人就是中举后备考进士的隗邦衡。
居官为民
次年，隗邦衡高中进士，上了皇榜，乡邻们都登门予以祝贺，并说这是他好义之福报，他却不以为然，并认为“百行以德为首”，君子就是应该与人为善，授人之美，在善行中积累道德。
嘉靖四十三年（（1564）隗邦衡入京城在工部被授给事中（正七品）之官职，相当于今国家部办委的处长。他在此岗位上工作兢兢业业，很得上司赏识，没过几年就擢升工部主事（正六品）。明朝的工部主管农工商及朝廷拨款的工程建设、垦荒屯田等。后来他又擢升工部屯田司员外郎（从五品），主管直隶及顺天府垦荒屯田工作。垦荒屯田在嘉靖末年、隆庆及万历年间是一项十分艰苦难做的工作。明朝中晚期，君昏臣庸，官贪吏凶，国库亏空，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民众不堪层层加码的税赋，很多人弃田外逃。如嘉靖四十三年，顺天府尹刘畿（jī）上言，“因额外加税，宛平、大兴二县民户多逃，有全里无一丁者，有仅存二三户者”。（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卷）
隗邦衡在隆庆年间接手垦荒屯田工作后，他建议朝廷采取回里重新耕作，逃费税粮不咎；新落籍耕种者与原籍者一样，享受减免税赋政策；向耕种者租耕牛、借种子等行之有效的举措，使直隶和顺天府各地弃田外逃人员逐步减少，耕种面积大为增加。因其在此工作岗位上卓有成就，隗邦衡在万历年初擢升山东济南府知府（正四品）。那时的大明王朝全国只有一百五十九个府，能任知府是一个很多-都向往而又难得的职位，隗邦衡是得幸者之一。
在济南知府岗位上他勤政爱民，遍施仁政。当老百姓有争讼，“击鼓即见，辄求判正，争讼双方退而无怨”。除此之外，老百姓如有其他事要找他，他也毫无官架子，都尽力接见，倾听他们的诉求，为其解忧排难。他对属下也是十分关怀，属下对他也是爱戴甚切，十分敬重，大有一呼百应之影响力和号召力。他廉洁奉公，推却有人以各种名义送的礼金。《碑记》写道：“太守公勋业在朝，闻望在野。余晋接间（见），其平恕（怨）有陈太丘（东汉颍川人，在任太丘县令时，以德施政，千百年来为县令之典范）风”。“其却馈金后，先关西睦族，党比范文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北宋名宦范仲淹的谥号）”。《旧闻》记载：“出为山东济南知府，勤政爱民，循声翕然（翕然，指一致称颂）”。
隗邦衡居官为民，民爱吏戴政声产生了功高盖主之态势，弄得时任山东巡抚李世达都觉得自己没面子，于是他上奏言：“邦衡羽翼甚众”，“以安民为职，贪酷害民”，弄得他差点丢官下狱。
里人建亭
明万历十一年（1583）秋，潜江新知县王建中（江西上饶人）到任后，他在“观风问俗，采民谣、询巷议”时，缙绅耆老时常说起隗邦衡好义还券的拾金不昧之事，父老乡亲们并提出自筹资金为隗邦衡修“还券亭”，树碑褒扬并教育后人。同时，恳请王知县为还券亭撰写碑文，王知县听后也深受感动，欣然答应，并洋洋洒洒情真意切地写下了《隗公还券亭碑记》一文，此文先后被收录于《湖北文徵》《县志》《闻录》《潜江贞石记》等古今书籍之中。
《碑记》中说：“公以陕令方为国保障，而其范于乡者又卓哉，可为典型！”隗邦衡曾任陕西某县县令，并为国家提供粮税保障，此事除这里有一句记载之外，其他地方我暂没找到类似文字。这些官衔并不重要，重要的让老百姓“久而忆公之德”是他拾券还人之事。《碑记》写道：“唐之裴晋，公无少逊也”。即王知县认为隗邦衡此举与唐宪宗时期著名的宰相、杰出政治家，封爵晋国公的裴晋（名裴度）在入仕之前拾宝不昧，因而救人性命，最终得中状元（元代戏剧家关汉卿曾写有《裴度还带》之作）的故事极为相似，且毫不逊色，故必须立碑树德让人不忘。
《碑记》中还写到隗邦衡“施义冢，有掩骼之仁；给贫困，有涸辙之惠”，“公之大节不胜书，今俗施钩简，设机穽（jǐng，深坑）者日益甚，闾里所欣艳者，此还券之事耳！”即隗邦衡在家乡接济贫困人家，买地设义冢，用于解决穷困人家死者无地下葬和无主、流乞者遗体掩埋之事。他的义举大节不胜枚举，在世风而下的当今，潜江出现了隗邦衡此类人物，这是家乡人民的荣耀。
里人为其立碑的目的“盖欲彰德以扬林，亦得师世而范俗耳”。《县志》（卷四）还记载，家乡人民为了纪念他，“在县西门内，为赠郎中隗滋、知府隗邦衡立”一牌坊。另《旧闻》还收录了隗邦衡在致仕归里后，于万历八年（1580）为即将离任的潜江时任知县朱熙洽（江苏昆山人，是潜江有史记载政绩最突出者之一）写的一篇《昆山朱公潜政略》，此文《湖北文徵》第二卷有录。
2014年9月25日，我约上市人大预工委主任张军，王场镇副书记黄卫东、镇志办主任谢先阔老师等人走进黄场村，访问了其后人八十七岁的隗作富老人和六○后的隗团年等年轻人，他们都知道其先祖有这样一位名人，现在黄场村六队的一古潭就是依他的名号命的名，叫“隗月潭”，《隗氏家谱》也在1941年日本鬼子侵占并火烧黄场时被烧毁了，给笔者深入探究隗邦衡留下了一些遗憾，但他德才兼备、济世理政之德行，永远是潜江人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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