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鹏云
生逢乱世辗转求学
据《潜庐类稿》卷十《潜江甘氏世谱》（以下简称《世谱》）载，甘鹏云先祖居江西吉安，“明崇祯间有曰尚智者以避寇乱，徙潜江，居城北通政里（今城北石油公司一带）”。甘氏祖上是中国典型的耕读世家，特别重视读书治学。其祖父甘兴堂，字召南，是潜江耕读治家、教子有方的能人之一，《世谱》载：“离乱之余，力田给食，不遑诗书之业……公以勤起家，而自奉极俭。常曰：‘俭以养廉，勤则不匮，吾平得力如此而已’”，著有《家诰》《农家言》。其父甘树椿，字雨亭，号灵庵，晚号花隐老人，是当时潜江的一名贡生，擅经史大义，治学“不拘章句，要以致用为宿”，著有《家训》《灵庵集》（二卷）、《读史目论》《三余笔记》（二卷），他在《家训》中说道：“我家自祖父以来，专以耕读为业，不干预地方公事。愿我子弟笃守家风，专务本业，奋志读书”。良好的家风和教诲对甘鹏云日后读书、行政、治学、为人诸多方面的潜移默化和引领作用非一朝一夕。
甘鹏云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六岁就读于潜江史公书院、传经书院。少时，因家贫常借书抄读，意趣喜读经史，不爱时文，每日晨起，悬腕临碑，七年不辍。光绪七年（1884）经县试第一、府试第一、院试第一，取得博士弟子员。傅岳棻（fēn，武汉江夏人，清光绪举人，民国初曾任教育部代理部长，著名国文教授）先生在《潜江甘息园先生墓碑》写道：“（甘鹏云）生而颖异，弱不好弄。六岁趋庭受读，文天者何？天上更有何物？灵庵公奇之。十七岁得曾文正（曾国藩）《求阙日记》，辄逐日为之，且自立程课，奋志力学。值歉岁，苦饥，讽育琅弗辍也。家贫无书，从人假《困学纪闻》《日知录》，皆手自抄写”。
甘鹏云在传经书院与父甘树春同读，师从樊增祥（湖北恩施人，号云门、樊山，近代诗人。清末官至陕西布政使，民国初参政院参政），同治九年（1870），张之洞在湖北任学政时推荐樊到潜江传经书院任山长（即院长），他精于诗词音韵。樊在主持教学讲席之时，发现两位得意门生，有“客舍经秋复历冬，读书常得两生从”之诗句。一位是“此君高洁非虚名”的索生（索云舫），另一位是“万事坐捐弃”好读书的甘生（甘树椿）。这为日后甘鹏云诗如泉涌，留下《潜庐诗录》等刻本埋下了伏笔。他在其所著《崇雅堂书录》序言中称：“予自幼别无嗜好，惟好书”。少年时因家贫买不起书，常借书抄读，有一年在武汉同乡长辈万际轩（光绪二年进士，曹禺的曾祖叔）那里见到一本《国朝诗钞小传》，爱不释手，而万即将启程进京，他以“今夕借书，明朝归还”为保证，用一个通宵抄完了全书一百四十页，四万七千余字，第二天拂晓还书，万尚未起床。父子同读，皆为翘楚，一时传为佳话。
甘鹏云二十二岁踌躇满志，在潜江设“深柳读书堂”授徒，“一时从游者众”。三年后他自感功力不够，同时他胸怀鸿鹄之志，也不愿当私塾先生在潜江平庸度过一生，在父亲的支持下，决定走出潜江到省城求学。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因其成绩优异被荐举到张之洞在湖北任学政时所建的“经心书院”，主修经解、史论、诗赋等。两年后（1890）四月，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建了“两湖书院”，甘鹏云转而考入两湖书院就读。这两个书院当时属湖北顶级学府，书院条件优越，如经心书院设“四斋，每斋二十人，人各一室”，便于学子学习、研究出成果。甘鹏云在这两个书院前后研读十一年，多次乡试举人不第，但学术研究成果颇丰，并初露锋芒，著有《两汉说易征存》（一卷）、《公洋学述》（二卷）、《菱湖日记》（六卷），与同学王葆心（字季芗，号晦堂，湖北罗田人，著名的爱国学者，方志学家，是甘鹏云一生的挚友之一）等十人创设“质学会”，并辑刻《质学丛书》。据悉，此学会和刊物是当时学院最早的社团组织和专刊。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写下了《记中俄密约》一文，揭露密约“十条最毒”，丧权辱国有六，引起连祸的有八，并责问道：“荡荡神州，拱手相让，谁为厉阶，祸我中国”。言辞犀利，皆为拳拳报国心。
光绪二十四年（1898），甘鹏云离开两湖书院，北上幽燕（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东历上海，西游宜昌，讲学荆门、沙市。是年，京城发生“戊戌变法”，正处幽燕的甘鹏云同情并支持变法者，当时他写下《梦题骏马图》一诗：“冀北有神骏，顾影自徘徊。孙阳不可作，鞭笞困汙莱。鞭笞不足惜，所嗟等驽骀。骐骥服盬车，千载有余哀”。变法失败后，他对维新派、守旧派均不甚满意，遂匆匆南返，途中他赋诗道：“浮云郁不开，晓日隐尘埃。沧海蜃成市，南山蚊聚雷。当途盛豺虎，吾道莽蒿莱。为爱鲈鱼脍，蓬茅归去来”。
光绪二十七年（1901），结束了游学生涯的甘鹏云，在武昌设“崇实学校”讲学，该学校是以他早期与王葆心等所创立的“质学会”，亦称“崇实学会”为基础而设立的，在张之洞倡导的“中体西用”思想支配下，“以中学治其心，经西学应世用”开展教学，学校办学情况如他在其《潜庐类稿》所言：“力孱且孤，应求者和寡。为三五朋友，讲求荒江寂寞之滨耳。聚处两载，同人散学四方”。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参加本省乡试，终于中举，次年（1903）参加会试，又高中进士，位居“二甲第三十名”。已是四十一岁的甘鹏云成为历时一千多年选官科举制的最后一批进士之一，从此他以进士之身跻身于清末民初士大夫之列。
壮年为官政绩卓越
中进士后的甘鹏云即授工部主事（正六品）。初入朝廷其官衔虽不低，但并没有多少实事可干。这期间变法维新者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者远遁，内忧外患频频的清政府终于也认识到一味守旧行不通，挑选了一批进士中的优秀者赴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研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甘鹏云就是其中的研习者之一。光绪三十一年（1906）甘鹏云被选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财经、法律。在日期间，他学习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与西化改革情况，并借机研习了中国在日本的一些经学古籍书目。
光绪三十四年（1908）甘鹏云毕业回国。回国后从工部主事调任度支部（即相当于今财政部）任主事，同时兼任北京古学院教授，主讲经学。次年，受时任黑龙江省巡抚周树谟（今天门人，进士）之请，赴黑龙江任财政监理官。甘鹏云上任后，针对该省财政紊乱情况，提出“剔出中饱，化私为公”等六条措施，对全省税赋资源进行全面清理核定，果断提出核减“冗费银一百一十万两”，并将府、厅以下各级地方官的附征银两一一归省库，使黑龙江的财税收入年净增七倍之多，让“穷荒瘠苦之区，而财赋无虞匮乏”，收到了“纸币稳、物价平、市不扰、人心定”之效果。《潜庐诗录》有一篇1910年他所做的《客黑龙江答京师友人近状》诗文记载：此前黑龙江“岁入仅九十万两，此次清理乃达六百万两尔”。因其理财有方，宣统三年（1911）六月调任吉林省财政监理官。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应财政总长熊希龄之聘，甘鹏云任杀虎口税务监督。杀虎口地处今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处，是中国西北历史上重要的税卡，是中原与内蒙古、外蒙、新疆、俄国等漠南地区互贸必经之路，也是公认的“肥差”。按当时官场潜规则每年监督官都有不少于“二三万金”的税收提成，他却认为“欲整顿税务，厘剔弊端，非本身作则，不可得也”，遂报请取消此提成。上任伊始即给自己立下了《监督办杀虎口税务书座右铭》（见《潜庐类稿》之十三）：“多藏可久耶，利心可有耶，汝生平自待何如，乃丧其所守耶”。后制定新的人事、税收制度，裁汰冗员，矫正浮滥积习，改善同地方的关系，开浚税源，打击偷漏税，使中央税收大幅增加。
这期间他针对杀虎口财政税收旧体制下存在的问题，结合西学知识，努力探索新的财税制度。《潜庐类稿续》有他任杀虎口税务监督官的两篇文章，其一是《上大总统整顿杀虎口税务书》，他向时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了取消监督征税提成；关署分设总务、审计、出纳三科；税票改为三联等十条建议。其二是《杀虎口榷税记导言》，文中除了如何革除旧体制弊端之外，特别提出了向民众公开税务，严防舞弊，他写到：“租税为人民负担，欲人民纳之，不使人民知之，非与人共信之道也”。甘鹏云的这些思想和做法，被现代学者认为“为国家百年之计”，是中国近现代财政税收制度体制建设的奠基人，其贡献功不可没。
1913年6月，甘鹏云转任吉林省国税厅筹备处处长，接着被任命为税务厅长。1914年8月调任财政部佥事（仿清官名，相当于今司长），同年冬特派赴察哈尔、绥远（民国时期的塞北四省之一二，即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调查垦务工作。甘鹏云不辞辛劳，常徒步于荒原湿地、穷乡僻壤之间，历时四个月，于1915年春写成了《绥垦调查记》，并以《绥垦刍言》十七条-财政部，财政部认为其言之有理，十分可行，即任命他为归绥垦务总办。甘鹏云认为政府当局之意“不在实边，专在筹款”，因而力辞不就。后被任命为山西烟酒公卖局局长，兼山西清理官产处处长。
作为民国政府-，虽有满腹经纶，并学有屠龙伏虎之技，怀有忧国忧民之心，本想报效国家和人民，却生不逢时：满清政府虽被推翻了，但新生的民国政府也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军阀们都打着“革命”的口号，实则为权利地盘之争的战争一天也没有停息，国民政府大总统走马灯似地不断登台更替。甘鹏云对政府和当权者完全失去了继续效力的信心。从《潜庐诗录》他此时的两首诗可以看出他壮志未酬的心态。其一《大同喜遇孔雯掀中将》写到：“斗绝云中古战场……平生壮志讬悲笳，坐对边城日影斜。热血满腔无处洒，劳君镇日读南华”。其二《哀鸿》写道：“听到哀鸿泪点多，不堪西望尚干戈。平生学得屠龙技，无补生灵可奈何”。1917年6月，刚入五十五岁，便带着无力回天的无奈心情以“亲老”为由辞职归隐。
建言未纳潜心学问
甘鹏云辞职后，因其渊博的学识和“历管税收诸要职，政绩卓然”的理财能力影响颇盛，1918年仍被选为国会众议员。他认真履职，以议员身份“为民代言”，干出了一些影响历史的大事。1919年，他在“国会”上极力主张并督促北京国民政府编制了财政预算，史称其为“中国近代财政预算之父”。事成后他写诗感叹道：“国用谁将出入权，八年预算幸成编。但循天职非奇迹，绝后空前十五年”。但后来国民政府在预算执行中常常我行我素，这让办事认真、执行计划严谨的甘鹏云甚是痛惜。
甘鹏云是湖北选区选出的国会众议员，他对家乡的父老乡亲特别关爱，对家乡的省长等父母官建设好湖北总是寄托着无限的期望。《潜庐类稿》（卷十二）收录有他当年致省长的两封建言书。其一《致夏仲鹰省长议整顿吏治书》（1920）。此书开门见山写道：“久没旋鄂，不料吾鄂吏腐败至此，吾鄂小民困踣（bó，跌到）至此”，接着他质问道“吾民疾苦足下亦可曾问”，他说“数年军阀恃权，一切民治为军阀左右”，强调一省之长必须摆脱此积陋，并要求省长“察吏安民”，尽到“民政长官之责”。其二《与刘浩春省长论湖北财政书》（1921）。这年湖北遭遇大水灾，省长召开全省财政工作会并聘请甘鹏云为顾问，其后他给省长的建言书，此书也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知爰聘鹏云为顾问，此来为灾民请命，此外非敢问聘书”。随后写到：我现在才知道“吾鄂财政紊乱极矣”，大小官吏“大都假军费为名，多方搜刮，以饱私囊”，你们“欲整顿财政，必先整顿预算收支”等等。两封为民请命建言书，直指时弊，对省长也是毫不留情直言质问，在那种时代背景下的省长肯定难以采纳其建言。甘鹏云忧国忧民毕生如此，上述两建言省长没采纳他也没气馁，到了1935年他仍然向湖北省政府建言，《潜庐续稿》卷七有他的《致湖北省政府论治汉宜开濬支流书》，其书说汉江洪水害苦了下游尤其是潜江百姓，潜江、沔阳、汉川等经常遭受汉江决堤之灾，是人为堵塞了泗港等河道，请省政府协调疏通等，当然又是没有结果。
甘鹏云真诚“为民代言”的幻想一次又一次的破灭，使其意志日渐消沉守旧，逐渐远离政治，退居北京书斋潜心于藏书、读书，闭门于著书立说。他的门人刘文嘉在《崇雅堂书录跋》中写道：“年五十六即挂冠不复出，专心著述，垂岁不倦，而于乡邦文献搜罗尤勤”。甘鹏云一生著书等身，涉及撰著、纂述、校刻、编订等多种形式，有论述、散文、诗歌等多种体裁。据不完全统计其主要书目有：《经学源源考》《谈经》《国学笔谈》《方志商》《质学丛书》《鲁文恪公集》《大隐楼集》《晋陵先贤传》《崇雅堂碑录》《崇雅堂书录》《花隐老人遗作》《素风集拾遗》《楚师儒传》《逸楼论史》《遗楼论禅》《进士馆听讲记》《山西征信录》《两汉说易征存》《公羊学述》《黄离草》《鱼山剩稿》《梅中丞选集》《潜庐类稿》《潜庐续稿》《潜庐随笔》《潜庐诗录》《潜江文征》《潜江书征》《潜江旧闻录》《潜江贞石记》《耐公言事》《尊经社讲演录》《塾语》《家诰》等，还有与王葆心等合编的《湖北文征》等约四十多部。近代有不少学者专门从事甘鹏云学术研究，包括其财经学、史学、经学、方志学、图书学、刻书学等等。尤其是台湾近年来不断将甘鹏云《经学源流考》《潜庐诗录》《潜庐类稿》等书目进行重新刊印发行。
藏书失传思想流传
甘鹏云一生有“三嗜”：即嗜藏书、嗜碑拓、嗜书法。他在《崇雅堂书录序例》（以下简称《序例》）中写道：“予自幼别无嗜好。惟好书，朝斯夕斯，非书莫适也”。从1888年，他赴省城求学，到1902年乡试中举，这十五年时间他藏书十多万卷，并在潜江城北其老家建有一藏书楼，名曰“将庐书斋”。1923年汉江决堤，洪水淹没县城，冲走了书楼。得知此事甘鹏云十分痛心，他在《序例》中写道：“将庐藏书十万卷，尽会洪流矣，惜哉！惜哉！此十万卷皆予储积卖文钱，节衣缩食所聚，与有力购致者不同，可惜一也……”后赋诗一首：“潜阳老屋小如舟，石墨盈车书汗牛。可惜无人勤守护，金堤一决付东流”。
1917年他愤然辞职，寓居北京潜心学问后更注重藏书，并将自已的居所主要用于藏书，积书二十多万卷，取名“息园”，还自办刻印社，取名“崇雅堂”。从甘鹏云的小女儿甘世珊（2000年病故）发表在《中国老年报》和《雷雨文学》的一篇《回首息园》文章得知，甘鹏云当年居住在今北京北安里六号，房屋是老北京四合院布局，面积很大，有房二十多间，院内有假山、亭阁、花园、藤萝廊架等，文中记载：“从北面玻璃屋进到正房时候，迎面便是一排装满了线装书的书架。往西一拐，又满是书。再进去到那边打通的四间耳房中，除了一张床，几把椅子外，还是书……几十万卷书渐渐充斥在这十二间屋子里了”。
甘鹏云藏书不只是为鉴赏或装门面，他是为方便读书写作而藏书。他的门人刘文嘉在总校《崇雅堂书录》后题“跋”中说道：“先生之言曰：赏鉴之藏书，非吾力所得。吾之藏书，但求便读而已”。他一生“以书为性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不观”，在不断的研读之中，才有那堆丰厚的著作。甘鹏云的碑拓、书法也是成就斐然。他收藏了自秦、汉到清末的碑文四千万余种，并多有跋注，后整理成《崇雅堂碑录》五卷，后又补四卷。其书法作品旁参各流，自成风格，极具收藏价值，据悉，现在他的一幅作品拍卖价已过百万元。天门市博物馆藏有其行书（“行神如空，往来千载；拱物自富，吞吐大荒”）条屏一幅。
甘鹏云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充分肯定，其学术思想广为流传。如《经学源流考》，历叙经学之源流变迁，从孔孟门派、战国流派一直到清末的学术流派，每个专题都介绍其流派特点，经学家、经学著作、成就等，是当时燕京古学院及现在台湾有些学校的教科书。又如《方志商》，他认为“史以纪事，一方史事，上下数千年，至繁矣，不详加记载，则湮没无闻而后人何从征考乎？”他强调“民为邦本”，修志要“以民为本，民事加详”，撰著要“据事直书，方为信史”。由此，他成为民国时期的大方志学家，先后被湖北省政府聘为湖北通志馆筹备处副主任（主任王葆心）、河北通志副主编，其《方志商》至今仍是很多大专院校的教科书。再如《国学笔谈》，他以通俗的语言，讲述经学、史学、舆地学、文学及读书方法等，以“守约施博为指归，以致用当务为究竟”。再如他与王葆心等合编的《湖北文征》，收集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湖北乡贤遗作八千余篇，入选作者二千七百多人，洋洋六百余万字，成为湖北难得而珍贵的乡邦文献，笔者此次写作就借用了其中很多史料。
甘鹏云在1941年12月病逝北京息园后，家里就剩女眷和孙儿了。从甘铁生（甘鹏云三女儿甘世玲之子，其父赖正哉，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国民党军队高级参谋兼日文翻译，新中国成立前去台，甘铁生随母姓，现任《台声》杂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背叛亲情》（报告文学）一文中得知：甘鹏云第一位夫人为其生有两子，“可惜两个都不给他争气，一个（0，甘世琦）患肺痨（早逝），一个（老大，不知名）沾上吃喝嫖赌抽大烟的毛病”，当甘鹏云断绝他的花销后，这家伙竟然投毒欲害死全家得财产，事情败露后被逐出家门，后遭绑架索要十万大洋不成被“撕票”。0给甘鹏云留下了三孙子（永思、永惕、永怀），永思、永怀早夭，永惕在甘鹏云去世时刚成年，但没见什么出息。甘鹏云在悼子诗中悲怆地写道：“凄凉身世都无限，但恨无人读父书”。
甘世珊在《回首息园》最后告之了书籍的归宿和息园的颓废。她写道：“父亲生前说过，所有书籍，由其孙继承。并且说，如果能读，当然好，如不能读，也不要卖给打鼓客（收废品的人）”。而其孙没能继承甘鹏云好读书之基因，加之家庭没有了经济来源，家人对这些书籍的价值认识也不高，“这二十几万卷线装书，在五十年代卖给了国家书店”。国家书店是否收藏，也只能打个问号了。“父亲一生的著述，在‘文革’时期，‘破四旧’，继承人害怕，一把火，化为灰烬”。甘铁生在《背叛亲情》中还写道：常听外婆讲“国民党跑到台湾时，怎么派人到我们家，来了几卡车，专门将他的著述及有价值的文物运往台湾……”
对息园的消失，甘世珊写道：“祖母去世，长侄早逝，亲友南归，空出的屋子，便租了出去。生活越来越紧迫，以致空出一间便租出一间，最后只剩下住的几间了”。甘铁生将其记述的更为翔实：“1956年，全国掀起公私合营运动，一切私人财产，均由产权人交给国家。我家主政的姨和我妈，自己家庭成分‘高’，国家要收，便拱手相让吧。就这样将整个大院交了出去，结果在办手续时，人家说，自己住的我们不收，还归还你们自己。这样才各自留下了八九十平方米的私房”。交出去的息园，后来就沦落成了北京北安里的一大杂院了。
掩卷而思，让人叹惜万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为何总是这样让珍贵的人类共有的财产在改朝换代中化为乌有，让文化精髓在当政者头脑发热中化为灰烬？我们期盼着历史再不要以惊人的相似去重演。好在甘鹏云尚有先见之明，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自办“崇雅堂刻印社”，将其大多数著述刻印发行，让其作品得以流传。
下一名人：刘静庵